本文从四川的三个支柱性文化产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文化艺术业）来深入分析四川文化体制改革瓶颈与文化产业发展机遇，这构成本文的上、中、下篇。

上篇：四川新闻出版业

2002年以来，四川新闻出版业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大胆探索，积极进取，取得了成功组建“六大集团”和完成“三项基本制度”改革的巨大成绩。

但目前，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现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衰退、改革迟缓的局面，这表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遭遇深层次问题和发展瓶颈。需要认真梳理、深入分析，确保四川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一 改革瓶颈分析

近年来，四川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基本是以增量改革和运行机制层面的改革为主，行政政策主导下各新闻出版单位在改革初期推进顺利，成果显著，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便遭遇到巨大发展瓶颈。

（一）改革动力明显不足

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改革后的利益分配和利益预期。在改革的初期仅需要简单的制度改变就能获得高速发展，获取经济效益，改革的动力明显较强，但随着利益的实现，改革动力减弱的情况就突出地表现出来。

从四川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经历的前两个阶段也可以看出：第一，新闻出版体制潜力的快速释放期。从1999年12月组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到2003年12月组建四川出版集团，培育主体、整合资源、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和集团化建设，促进了四川出版、报业、发行、期刊等6个传媒集团实现快速发展。这一阶段总体处于外延式扩张、规模化发展阶段，各个改革主体获得了市场化的成功和极大利益。其中，组建于1999年12月的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从9报1刊发展为目前拥有15种报刊、1家重点新闻网站，并涉足信息传媒、房地产开发等多个行业；组建于2000年3月的四川新华发行集团，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四川新华文轩公司成功实现上市融资，四川新华发行集团被评为全国“文化企业30强”；组建于2001年9月的四川党建期刊集团，从9种刊物发展到6报11刊；组建于2002年9月的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其控股的博瑞传媒是国内较早的传媒上市企业，实现了多元化经营、跨媒体发展；组建于2003年12月的四川出版集团，现拥有13家图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正朝着主业突出、多元发展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的方向发展^[1]。第二，新闻出版体制全面推进期。2003～2010年，全省有16家图书出版社，其中有14家已经完成转企改制任务。全省共13家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其中6家体制改革已全面完成。全省有12家报刊出版单位已完成“事转企”改革，川报集团、党建期刊集团、新闻发行集团完成了内部“三项制度改革”^[2]。这一阶段是全面推进和深化内部机制改革阶段。而目前，应该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遇到了瓶颈。所谓瓶颈，就是发展迈上高位、改革深入关节点上，进入“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人员”的攻坚期和阵痛期，改革动力减弱。这时，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规划需要实质性的改革，才能带动产业进一步发展。

动力不足表现在：一是对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大多数新闻出版单位尤其是传媒集团已收获了改革的红利，目前各方面的待遇处于一个高位，通过改革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认为改不改一个样，不改还可能更好，认为完全走向市场，比现在收获行政保护与市场垄断的风险更大。二是对进一步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尤其是认识不到目前的改革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掩盖在政策保护和行业垄断下的超额利润，一旦实行完全化的市场竞争或者放开国外新闻出版业的进入后，将面临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对进一步改革信心不足。通过调研发现，某些单位错误地认为进一步改革必然搅起新的利益矛盾，支付改革的成本有可能大于改革带来的好处。对积极进入市场、掌握市场主动性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由此产生一种现象：改革单位既希望通过改革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又对眼前的利益受损和未来利益的难以预料，感到犹豫和茫然，进而裹足不前。

事实上，这些动力不足往往又与政策与管理体制的二元性相关，与强调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正确性相关，当改革者必须要在传统新闻出版管理体制下进行市场创新时，同时必须确保不会触犯政治底线，不会影响自身“仕途”时，就会出现对改革的风险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