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电视指省级以下行政区域（市、县级）的电视传播。这两级电视播出机构处在我国电视“金字塔”的第三、第四个层面，实力悬殊，参差不齐；其节目的生产与传播，既有与所有电视传播机构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运行发展的个性。它们在中国数量多、分布广、控制直接、运作方便，往往具有强制传播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方人们主动选择或舍弃电视节目的自主权被剥夺了，特别是当节目同质化现象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之时，人们消费电视节目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研究市、县两级电视节目与时俱进地适应社会需求，尽可能地保护和满足受众的消费权益就显得尤为必要。尽管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办节目的经验，摸索出了一些节目传播规律，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传统媒体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以冷静、科学的态度，在稳定发展中分析存在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谋求差异化发展，绝不能盲目乐观，夸大其辞；更不能妄自尊大，止步不前。

一 困境中的区域电视传播

我国的区域电视几乎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建立起来的。1983年全国第11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方针，其目的是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整个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这个政策以中央文件（中发〔1983〕37号）形式被确定了下来。以此为契机，区域电视播出机构在以后的几年间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全国3000多个市、县几乎都兴办了电视播出机构。客观地说，这个举措为解放和壮大全国广播电视生产力起到了推动作用，是一场历史性的革命。然而，当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走向市场以后，带着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广播电视体制纹丝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浩大规模不相适应。原因非常简单，各级都基于一种认识：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各级政府都应当拥有自己的电视宣传机构。狭隘的“喉舌”观念助长了画地为牢的行政区域电视各显神通，无序竞争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级政府单一的宣传工具和电视机构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必要手段。由于社会、文化体制改革滞后，区域电视传播机构这种“平等”的行政化设置取代了效率优先、合理布局的原则，在节目传播的消费循环中亦步亦趋地步入了难以挣脱的困境。

第一，难以自拔的“二元运作”机制严重影响区域电视传播的内涵与方向，致使在资金保障、技术支持、人才培养、内容传播等方面力不从心，很难满足受众主动参与公共舆论议程设置的需求。几十年来，我国电视机构由各级政府履行领导、掌握、管理的社会控制职能，而政府却又不能完全保证电视播出机构的运行经费。于是，各级电视机构一方面要讲政治、讲党性，坚持正确导向，当好党委政府的喉舌；另一方面又要讲效益、讲收入，厉行成本核算，千方百计地创收用以谋生、扩大再生产和无偿为党委政府服务。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传播的内涵与方向。2009年11月中旬，在四川城市电视台联席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17位城市电视台台长达成共识，坦陈“市州（电视）台普遍存在市场地域性太强，节目制作能力不高，队伍素质不强的弱点；技术上、管理上都亟待提高。”

第二，资源配置失当，节目消费意识错位。从一般情况看，区域电视机构人、财、物、技术、信息等资源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历史的沉淀因素和现实的产、学、研脱节，现有媒体从业人员中单项素质人员多，复合素质人员少；简单操作人员多，策划研究人员少；行政管理人员多，节目制作人员少；名实相距人员多，高素质人员少。业内还没有真正确立节目传播的社会消费目标意识；有的从业人员实用主义严重，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己之私；几十年一贯的评奖方式阻滞了创作者的思想解放和节目的社会革命，千方百计地追逐奖励、名次成为一种时尚，电视批评流于形式；有的领导者以盲目性、随意性代替科学性、规律性，缺乏对投入（开发）与产出（节目）的科学论证和统筹规划，过度依赖市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信息教育功能相对弱化，节目制作能力与办台规模名实难副，其后果是栏目总量膨胀，形式雷同，低水平重复，缺乏文化品位，“亚文化艺术”节目充斥荧屏，一定数量节目背离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流于低俗、庸俗、媚俗。

第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