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外来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1]。2011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2018.6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42.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6.8%，比2010年底增加9%。外来人口增长已经成为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2]。近年来，与北京市整体产业结构相适应，传统服务业就业岗位不断增加，成为外来人口就业的主渠道（沈琴琴，2010）。北京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包括生活服务业在内的传统服务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就业。据北京市2006年进行的第二次农业普查对城乡接合部外来人员就业分布状况的调查显示，外来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达到70.9%。

社会保障是劳动力市场安全性的重要体现，关系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在劳动力市场中，外来人口主要涉及农民工和外地城镇劳动力两大群体。其中，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其社保问题不仅影响到他们将来能否顺利实现市民化，也关系到他们当前和未来的切身利益。生活服务业是北京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外来农民工较为集中的行业，具有职工流动性大、收入水平偏低等特点。因此，本文在对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以期了解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情况，分析其特点和影响因素，为完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管理，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完善提供决策参考。

一 外来人口基本特征和社会保障参与情况

为了解外来人口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情况，笔者依托“生活服务业职工状况调查”课题组，于2013年9月在北京市城区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向部分生活服务业（涉及餐饮服务业、商场超市和宾馆等细分行业）从业人员发放了2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629份，其中涉及北京本地户口从业人员问卷416份，外地户口从业人员问卷1213份。通过数据分析，有以下发现。

1.生活服务业外来从业人员基本特征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是外来从业人员的主要构成。本次调查的外来从业人员样本中，外地农村户口占82.4%，外地城镇户口占17.6%；平均年龄为24.9岁，1980年以后出生的从业人员累计达到89.8%。因此，在外来从业人员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外地农村户籍人员，即通常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占72.8%^[3]。从性别看，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

其次，生活服务业外来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总体不高。从学历情况看，以初中（占42%）和高中学历为主（占28%），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14%。这与生活服务业作为传统服务业对知识和技能要求不高有一定关系。与此同时，外来从业人员中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约为三成（33%），主要为厨师等资格证。

再次，接近两成的外来从业人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的比例为82%，其中外地城镇户口（82.7%）和外地户口从业人员（81.9%）并无显著差异。与此相对比，本次调查中涉及的北京城镇户口和北京农村户口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分别达到97.1%和94.7%。这显示，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依然有部分用人单位不和外地户籍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外来从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也以短期合同为主，合同期限在一年及以下的占34.2%。平均工作年限为3.05年，其中56.7%的员工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在两年以内。这显示，生活服务业中外来从业人员的流动性总体上较高。

此外，生活服务业外来从业人员收入总体偏低。从收入水平看，外来从业人员目前平均月收入为2778.8元。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局2013年6月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2012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223元，比2011年度增长11.8%。考虑到2013年的工资增长，目前北京平均工资应高于5223元。由此可见，生活服务业外来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低于职工平均工资^[4]。

2.外来从业人员社会保障参与情况

问卷调查显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社保覆盖面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户口类型与各项社保缴纳情况的交叉列联表分析显示，北京城镇户口、北京农村户口、外地城镇户口和外地农村户口的社保覆盖率存在显著差异，基本上呈现出从高到低的态势（如图1所示）。其中，北京城镇户口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均超过90%。外来人口的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缴纳比例较高，然后才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