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文化大省，也是文学重镇。新世纪以来，贾平凹、陈忠实、莫伸、王蓬、高建群等名家纷纷捧出自己与时代紧密结合的作品，而在20世纪90年代跃上文坛的红柯、寇挥、朱鸿、叶广芩、冷梦、冯积岐等均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时期。尤其是红柯，无论从写作题材，还是从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有跨越式的发展。寇挥的作品充盈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怪诞。冷梦在继续关怀现实、为民请命的主题之下，着重寻找艺术表现形式的突破。朱鸿的文化之旅在阐发历史幽思之际，充满现实的观照。王蓬的文化之旅似乎要走得远些，古丝绸之路成为他探寻历史切入点之一。陈忠实则为自己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白鹿原》写下了创作手记。

显然，新世纪陕西文学在乡土题材、历史文化书写方面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而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向西域题材方面扩展，陕西作家出现整体写作突围的迹象。他们不谋而合地图谋着对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突破，呈现以往少有的先锋主义的写作倾向，这可谓陕西文学新世纪以来最大的成就。按照《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年作一总结的惯例，亟须要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陕西文学留下一份宝贵的资料。当然，文学在新世纪发展之迅速，尽管我们想竭力做一个较全面的回顾，但是难免有挂一漏万的缺陷。因此，不妥处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 乡村社会变迁与农民命运的展现

“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文学性质，那就是以农民农村为叙事主体的文学构成其主导内容。努力去除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首要任务。”^[1]陕西是中国农耕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本土作家绝大多数属于农裔出身，从柳青写作《种谷记》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创业史》，作家们都写出了无愧自己时代的大作，真切地表达了中国农民的苦痛和欢乐。不论是“十七年”时期王汶石对关中农村生活的描摹，还是20世纪80年代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表现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起初这些散发着古秦文化气息的作品充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意味。可是，从90年代伊始，当代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商业大潮的冲击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东南沿海地区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出现种种裂变迹象，那么伴随着现代化进一步推进到内陆，以及西部地区，陕西的乡村文学也和中国其他地域的文学创作一样，驱逐了诗情画意，取而代之的是破败、混乱的景象。如果说宁静的乡土曾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所在的话，那么“故乡”的沦丧带给人们从未有过的心灵裂变。

陕西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后稷教民稼穑产生在这个地域。因此，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里的嬗变会演绎出一种更为深沉的感情，抑或说乡村的疼痛会极大地牵引着作家的心灵。新世纪乡土文学在陕西作家手中，从风情描写转向了民事书写，从牧歌转化为挽歌，从抒情演化为怪诞，这种情形类似于中国其他地域的乡土文学状况。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从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转型，即从“五四”时期所开启的启蒙主义转向革命，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宝典，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经历了漫长而艰难地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交融历程，几乎就要生长出后现代主义，却又在新世纪再次顽强坚韧地回到乡土叙事，回到革命文学一直赖以寄生的文化大地和美学氛围中，这确实存在蹊跷之处。”^[2]新左派的崛起产生的影响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现代化，抑或说城市化是以对乡村的蚕食而实现的。因此，城市越发展，对乡村的掠夺就越疯狂，不仅是物质，而且是人力，甚至是精神的。就反映上述问题而言，贾平凹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秦腔》无疑又是一部众说纷纭的作品。城市化在20世纪后期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迁移，离乡与进城构成了中国农民最普遍的生活方式。为此，我们不禁要问：村庄要消失吗？高建群在《大平原》里这样描述自己生活的村庄：“古老，古老到地老天荒；斑驳，斑驳到满目疮痍；疲惫，疲惫到不堪负重；温馨，温馨到如同童话。”^[3]面对自己的家园，人们总是保持一种复杂而难以厘清的态度。故乡的沦陷带来了我们的灵魂不知安妥在何处的困境。贾平凹讲：“我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