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面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依然不强。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01～2002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指出，“在创新不断全球化的同时，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出现了区域化的创新”。蕴含高科技的创新型包容性经济增长方式究竟是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由农业转向工业继而进入信息化时代，第三产业中的文化产业承载着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受到各方青睐，代表着低碳、集约的经济发展模式。

方位决定方略，方略明确使命，使命昭示未来。党中央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实施，必将推动中国文化产业持续高速发展。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使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商业模式、管理手段及消费方式均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业态与生态的不断协同，也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这实际上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管理创新宏观背景，即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将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来定位；而在文化产业规划内部，最大的进展是关于对蕴含知识、技术创新的产业创新认识。

根据文化部最早公布的三批包括135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4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本文首先探讨了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运营战略定位，继而在其文化资源禀赋基础上分析经济主体（企业、政府）创新行为，并进一步分析了曲江模式发展历程下的循环产业链关系，从而归纳出运营模式特质并在最后提出发展建议。

二 曲江模式的发展历程

由于文化产业具有较为强烈的地理空间聚集特征（Henderson，J.V，1996；Scott，1996，2003；Baptista and Swann，1998；Baptista，2000），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建立在文化企业空间集聚基础上，产业园区应以产业的集群式发展作为最终方向（何振翔，2006^[2]；程工，2006^[3]）。当文化生产与娱乐消费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的结合（德瑞克·韦恩，1994；Nolapot Pumhiran，1998）即构成文化产业园区，此时，大量文化企业以及金融、地产等相关支持体系在空间上形成集聚（陈劲，2000^[4]；王缉慈，2005^[5]）。可以发现，文化产业集聚区趋于在具有良好环境、公共服务完善、交通设施便利、低进入障碍和具有休闲中心作用的城市和地区出现（Michael，2010^[6]；张洁瑶、高长春，2013^[7]）。“历史城市及其他历史区域的文化传承需要在每一层级都融入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以及区域发展规划”（欧盟报告，2010）。诺斯沿袭了制度学派的基本理论立场，把制度作为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背景条件。2009年诺奖得主奥斯特罗姆教授通过“多中心”模式提出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制度条件。早前文化部公布的三批包括135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4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建设历程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有可能构筑“嵌入型”而非“原发型”的文化产业集群，它们代表了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为现今面临“资源瓶颈”的全球经济带来了发展新契机。

分析认为，曲江文化产业园区的建立体现出政府驱动的“嵌入型”模式特征，基于文化产品的公共品性质及文化产业整体理性规划角度，政府会前期释放投融资信息，进行一系列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但如何使园区成功运营又需企业家经营理念，形成政府、企业两大经济主体的博弈，呼唤着文化产业园区形成灵活开放的内部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但在此，我们也了解到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个别企业借文化之名圈地牟利，有关专家表示，很多地方以“文化”的名义征地，但是一旦将地拿到，其后期运营状况令人担忧。“现代证券之父”Benjamin Graham认为，所谓投资是“经过详尽分析之后，本金安全而又有满意回报的相应操作”。那么，与此不同的就是投机。二者都是证券市场中基本的交易活动形式，它们最基本或核心的区别，在于能否给操作者带来安全性的收入。在防止大量盲目的“追随者”造成“羊群效应”引起地价更加急剧升高的隐忧下，同样不可因噎废食；相反，却更需要通过主动寻求一种创造性文化增生的范式来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试图通过文化产业园区的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