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缅甸外交政策

（一）缅甸独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构建

自1948年1月4日宣布独立以来，缅甸建立了议会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国家体制，确立了以“中立”和“不结盟”为准则的外交政策，不依附任何大国和大国利益集团。在缅甸独立时期，国际政治体系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缅甸作为一个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百废待兴，但在国内仍面临叛乱的威胁，建国伊始就被民族冲突所包围，独立不久，不同的民族集团就开始抵制缅族的统治。缅甸“中立”外交政策的意义就是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完全独立于外部影响，并以“不结盟”外交政策避免缅甸陷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争端，着力处理好内部的民族传统。从缅甸当时的国内现状和国际形势出发，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符合缅甸的国家利益。在地缘关系上，缅甸相邻中国与印度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它也希望通过采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以保持与两个大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平衡地缘政治关系。^[1]同时，独立伊始，缅甸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国家经济与社会的重构，为此在当时缅甸政府宣称也会接受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来自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国际援助。

在吴努执政时期（1948～1962年），缅甸基本建立了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其核心就是以中立和不结盟为原则，确保国家利益不受各种外部力量侵害，为缅甸新兴国家的建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缅甸总理吴努强调，“缅甸目前的中立政策有三个特征，即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同一切国家友好相处；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努力消除两个集团的隔阂”^[2]，吴努在对外关系中全面贯彻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

缅甸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倡导者之一。195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新德里发表声明，重申了两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9日，中国与缅甸在仰光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协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缅甸外交政策的基石。在此原则下，缅甸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支持裁军，反对军备竞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去殖民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支持保持世界和平的努力，反对侵略战争。

（二）缅甸外交政策的发展

1962年奈温执政缅甸，终止了缅甸的代议民主制，建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the 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BSPP），废除了宪法，并于1974年建立了基于“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宪法。由于奈温既担心西方资本主义对缅的渗透，同时又担心共产党国家对缅输出革命，在外交政策中采取了消极的中立主义，闭关自守，并退出了不结盟运动。1971年，缅甸开始转变“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为“中立和积极”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在外交政策中，缅甸继续坚持中立的立场，在国际事务中不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展结盟。同时，缅甸积极参与国际和平进程，反对战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施互利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与邻国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在区域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坚持区域磋商和互利合作等。

由于奈温执政缅甸期间（1962～1988年），在国内实施严厉的政治管制，没有选举和言论自由，缅甸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导致食品短缺、通货膨胀，国内经济危机爆发，尔后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冲突。1988年，以缅军总参谋长苏貌为首的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执掌缅甸政权，军政府废除1974年宪法，对缅甸民主运动进行镇压，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缅甸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封锁与制裁。1988年，缅甸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发布声明称，缅甸将继续坚持中立和积极的外交政策。面对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与封锁，缅甸新军人政权在外交上实质上陷入了完全孤立状态，缅甸积极的外交政策也就流于形式。在新军人政权执政缅甸期间（1988～2010年），缅甸政府亟须打破外交困境，摆脱被孤立的国际政治格局，新军人政权采取了中立和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重点加强了与中国、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地缘政治关系成为这一时期的外交重点。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