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群概念的再解析

什么是城市群？由于政治经济体制、行政规划、城镇发展历程的差异，导致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群概念的理解和定义不同。在国外，甚至没有城市群这一概念的相应表述。国内方面，由于术语翻译和研究角度的差异，导致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群的界定和定义也有一定的偏差。因此，在对城市群演进机理和测度方法进行研究前，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再解析。因为概念的偏差，将导致研究方法的巨大差异。

（一）城市群概念的相关定义

1.西方学者对城市群概念的界定

西方学者对城市群的关注源于过度集中的城市化而导致的城市病。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国家广大的农业劳动力纷纷放下镰刀和锄头，向附近的城镇工业区聚集。从此，拉开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一方面，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又导致城市病的出现。因此，西方早期对城市或城市群的关注主要从城镇体系规划的角度出发。典型的代表有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1898）、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Geddes，1915）、埃列尔·萨里宁（Eliel.Saarinen，1915）。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体系被界定为乡村带包围的，满足工业和生活需求的中型城镇体系。该体系由一个中心城市（5.8万人）和几个田园城市（3.2万人左右）组成。格迪斯的“城市进化”理论认为：集合城市（conurbation）是城市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萨里宁“有机疏散理论”则将西方早期的城镇体系看做有机的生命体。

“二战”后，世界经济百废待兴，西方城市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西方学者对城市群概念又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称这种城市群形式为“大都市区”（Megalopolis）、“大都市带”或“大都市连绵区”。其实，西方学者对于“大都市区”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很纠结，包括“大都市区”这一学术术语的创造者戈特曼（Jean Gottmann，1957，1961）本人对Metropolis一词究竟指物质形态的区域还是指功能性的区域也表现得态度含糊。1957年，戈特曼从区域的角度认为大都市区应该是新兴的城市形态，是由一连串的都市区通过聚集作用形成，且每个都市区都有一个强大的城市核。1961年，戈特曼认为大都市区应该表现为枢纽功能和孵化器功能，并设定了大都市区人口规模下限为2500万人和人口密度下限为250人/平方公里的两个量化指标。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认为大都市带不是一种新型的城市空间形态，它是由于大城市地区的人口爆炸而导致的一种城市混杂体，并认为大都市区两大生活特征是信息传递和消费主义。弗里德曼（J.Friedman，1993）认为大都市区是产业空间整合的产物。美国则从1910年就开始对大都市区进行多次统计意义上的界定，界定角度包括地理边界、人口规模和密度、中央核心区、基本地理单元、通勤率、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标。

2.我国学者对城市群概念的界定

受时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我国存在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等级的城市群。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速。围绕Metropolis一词所衍生的巨大都市带（于洪俊、宁越敏，1983）、城镇体系（顾朝林，1988；2005）、城市经济圈（高汝熹，1990）、城市群（姚士谋，1992）、都市连绵区（周一星，1988）、都市带（杜德斌、宁越敏，1999）、都市圈（张京祥，2001）、大都市带（周一星，2007）等城镇集群概念陆续出现在中国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研究视野中。不同学者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因而其所提出的城市群概念的定义也具有一定的差异（见表2-1）。

表2-1 国内学术界对城市群概念的界定

（二）城市群相关概念的辨析

1.城市群概念及其特征

综上，之所以围绕Megalopolis一词衍生出众多的中文相关术语，一方面是由于各学者所处的研究时段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研究者对Megalopolis的空间规模和结构、人口特征、行政区划、产业发展阶段方面界定的差异所致。因此，综合前人关于城市群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国内外城市群发展实践，本文认为：城市群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衍生的空间相邻、经济关联、文化趋同、体系严密、趋势融合的城市间所形成的高阶段城市系统形态。城市群的形成是相邻城市间产业结构深化，空间结构拓展，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结构融合的阶段性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