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全书，本文提供京津冀区域与城镇化相关的空间数据，配图共20幅，主要分为三部分。①城镇化背景；②城镇化水平（狭义）；③城镇化质量。所有数据以反映2011年的统计信息为准，涉及发展速度的插图，参考2006年的数据。为简便起见，各插图的资料来源统一标注于最后的“资料来源”表。

第一部分反映京津冀区域人口、经济、产业发展的空间格局，配图共10幅。

第一至第三幅图集中反映了京津冀区域人口、经济重心主要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大城市区域。从整个地区角度看，燕山、太行山山前平原地带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山区（包括坝上高原）以及东南部的平原地区。如果将这三幅图（比如图13-2）对照城镇化水平分布图来看，可以找到二者的关系——经济发达的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应较高，这在某些方面验证了诺瑟姆的观点。根据周一星先生的研究，城镇化水平增长与经济水平增长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数量关系，经济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因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幅度越小。^[1]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还能轻而易举地从空间分布图上找出经济水平与城镇化水平之间正相关关系的话，则说明这个地区（至少从整体上）还处于整个城镇化进程的中前期阶段。

第四至第六幅图反映了京津冀区域的三次产业发展格局，从其对应城镇化水平的插图不难看出，非农产业高的区域，一般城镇化水平较高。但若将城镇化水平简单对应二产或三产比重，则必须分情况讨论：第一，在较为发达的地区，城镇化水平高的地方未必二产比重高，这是因为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第二产业走向集约化，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减弱，由二产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被三产吸收，所以，往往这些地区三产的比重是较高的。第二，并非三产比重高的地方城镇化水平就一定高，这是因为，有些山区县因主体功能区划被列为生态环境涵养带，无法大规模上马工业，所以产业提升是通过一产直接向三产转移实现的，比如发展农业旅游等，由于没有经历系统的工业化过程，所以这些地区人口向城镇集聚的效果并不明显。

第七至第十幅图反映了近5年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发展变化情况，这些数据对我们分析城镇化路径来说是必要的。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看，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是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发达地区，广大平原地区常年来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农业，故而经济增长较为缓慢。这就意味着5年间京津冀区域内部差异还在持续扩大。对于中小城市发展来说，这是极为不利的。这些图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京津冀城镇化进程目前仍主要依托于特大城市。

第二部分反映了京津冀区域目前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状况，配图共3幅，其中又以第一幅（图13-1）城镇人口分布图为主。之所以直接标识城镇人口而非城镇化率，是因为在一幅图中，我们难以同时描述不同地域尺度的城镇化率。比如，若按照1990年“四普”的统计口径（统计年鉴的数据不同于普查数据，无法支持“五普”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石家庄市的城镇化率应以整个市域范围为基准计算，其城市人口包括区人口，县、县市的街道人口，县、县市辖镇的居委会人口，这一数据只能和同为地级的唐山、沧州等市进行对比，当然也可与北京、天津进行对比，但却不能和县、县市进行对比；而对于与县、县市平级的区而言，“四普”规定全部人口均为城镇人口，自然没有计算城镇化率的意义。故而这里只标出各区、县、县市的城镇人口。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人口实际就是市辖区的全部人口，数据取自《中国城市年鉴》中的“市辖区年末人口”，县、县市的城镇人口取自《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年末总人口”扣除“乡村人口”。

第三部分反映京津冀区域城镇化质量，配图共7幅。这7幅图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认识京津冀区域的城镇化程度。实际上，度量城镇化的指标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城镇化水平，也应包括城镇化质量，比如日本的“城市成长力系数”就包括10项指标，涉及城市人口、劳动力、财政、消费储蓄、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特别是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需要我们更多地去关注城镇化质量，而非纠结于城市化率这一数字本身。当然，认识城镇化质量，切入点有很多，本文之所以选取反映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的数据，第一，这些数据从统计年鉴中获取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