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3年9月7日下午，2020年夏季奥运会申办大战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落下帷幕。经过两轮角逐，日本如愿以偿获得成功。在投票前的最后陈述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福岛核事故问题做出保证，称“福岛核污水的影响处于控制之中”，并表示自己正在着手彻底解决福岛核污水问题。安倍首相信誓旦旦的表态以及日本申奥的成功，使世人的关注再次集中于福岛。

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幕信息不断被披露，人们愈发清楚地认识到，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事故虽然已过去两年半，但以核污水为主的核泄漏状况一直存在，且持续恶化。人们也愈发清醒地认识到，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并没有在事故处理上负起应尽的责任，而是让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公司）一家企业承担。人们更愈发清醒地认识到，“单枪匹马”的东电公司完全不具备同时承担核污染水处理、废堆、核污染地区除染及周边地区赔偿等多重责任的能力。作为一家企业，它只是一边想着如何省钱，保生存、保经营，一边费心营造独撑危局、穷于应付的形象，以便在合适时机把政府拉进来，为自己减负。这种策略影响了核事故处理的大局，客观上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害，并使处理工作难度大大上升。

申奥成功后，人们看到了日本政府“担起责任，应对事态”的一些积极举动。但是，2011年被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定性为最高级别7级的福岛核事故，其处理极为复杂繁重。未来7年，东电公司及日本政府能否协调局部与全部、现场作业与顶层指挥之间的关系，摆脱迄今以来消极应付多于积极对待、“面子”重于“里子”、口号大于行动的弊病，以充分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应对核事故处理中的紧要问题，至为关键。人们期待日本不但能如其首相所承诺的那样，为世界呈现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会，而且能够在2020年之后，继续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妥善解决更为长期、更为艰难的废堆等问题，把福岛核事故的危害降至最低。

一 核污水问题的产生及类型

（一）核污水问题的产生

2011年4月12日，日本核能安全保安院做出决定，宣布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等级由之前的5级提高到7级。调高级别之初，很多日本民众，包括国际上的核能专家都非常惊愕，因为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主动承认福岛核事故的严重程度，等同于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大灾难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当时福岛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物质总量仅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10%。但之后两年半的时间证明，当初日本核能安全保安院的决定可以称得上是先见之明。按照国际核泄漏等级评定机构ZNES规定的标准，7级核事故意味着大量核污染泄漏到工厂以外，造成了巨大健康和环境影响。令福岛核泄漏等同于切尔诺贝利的“罪魁祸首”，正是2013年广受关注的核污染水。

那么，“要命”的核污染水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这要从福岛核事故的特点说起。我们不妨通过福岛核事故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区别来进行说明。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两者的区别，可以借用“水深”与“火热”来形容。“火热”，就是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属于第一代核电站，采用老式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结构设计和安全系统均不完善，既没有快速反应的自动安全系统，又没有厚重的安全外壳。该核事故最大的核心问题，是4号反应堆的爆炸起火，当时石墨慢化剂等烈焰冲天喷发燃烧了10天，向外环境泄漏了超过8吨的放射性物质，核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了核辐射侵害。而“水深”，则是2011年3月11日的福岛核事故。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安全理念和防护措施上，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核电站之间，采用沸水反应堆，具有最里层的核燃料壳、第二层压力容器和第三层安全壳三重安全屏障。该核事故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地震引发的海啸摧毁了核电站的基础设施，造成1～3号反应堆全部丧失电源，反应堆无法冷却后出现了堆芯熔化。之后1、3号反应堆的氢气爆炸和4号反应堆的起火，均加剧了反应堆压力容器和安全壳的受损程度，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由于“火热”与“水深”的不同特点，两次核事故在处理方法上也存在明显不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放射性物质的泄漏，是在火灾中借助空气传播。因此，当反应堆火势被扑灭，继而采取混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