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等日本政府高官数度去蒙古、缅甸等地的日本人海外墓地参拜慰灵。实际上，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由政府主导在各海外战场修建日本人墓碑，积极推进海外慰灵和遗骨收集工作。具体工作主要是由厚生劳动省来牵头做的，天皇和政府官员除了会定期参加阵亡者追悼仪式外，现任领导人几乎很少直接参与该活动。2013年，日本正副首相频繁赴海外参拜日本人墓地，极大地提高了日本人海外慰灵活动的级别。一般来说，一国领导人参拜为国捐躯的英灵本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把它与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亚洲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结合起来，从曾经饱受日军铁蹄践踏的亚洲人民的立场上看，这个问题就不再单纯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了。而再把它放在日本近年意欲不断加速“正常国家化”步伐的背景下来看，则此类事件的寓意似乎就更为深刻了。“战死者的‘慰灵’和追悼问题，一方面与战争的记忆、历史描述的方法，特别是对国民国家的批判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它还包含着战死者、战争牺牲者的纪念碑和祭奠仪式等表象问题。”^[1]而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透过海外慰灵活动这一表象，解读其背后隐藏的历史认识和政治意图。

一 日本海外慰灵的历史

日本海外慰灵活动是日本国内慰灵活动的海外拓展，是日本人基于祭奠死者的风俗习惯而对战死在海外战场的日本人灵魂的祭奠行动。日本人海外慰灵活动由来已久，经历了由民间主导到官方主导，由零散化向惯例化、制度化转变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日本海外慰灵活动的起步期

日本海外慰灵活动起始于战败后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围绕着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而展开的。这一时期因为日本与许多国家尚未建交、普通日本人出国受限制，所以日本人的海外慰灵活动主要是通过生还者带回战友遗骨或政府出面接收海外阵亡者遗骨，建立祭奠阵亡者的国家设施来加以追悼。1952年4月，随着《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生效，在美国对日政策由打压向扶植转变的背景下，日本结束了被占领状态，实现了“独立”。一直受到盟军司令部（GHQ）压制的旧军人、旧官僚和遗族等势力重新复活起来，开始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恢复、改善对军人和遗属的援护制度。1952年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遗骨收集和送还的决议，决定政府首先从美国监管区着手收集遗骨。同年10月，因为战败而推迟的伊势神宫迎来了第59次迁宫大典。以此为契机，促进了神社神道界的复兴，以神社本厅为首的一部分宗教和右翼团体，要求复活国家神道。^[2]虽然复活国家神道、靖国神社正式参拜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但随之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千鸟渊阵亡者墓苑”的建设。1953年，吉田茂内阁决定修建“无名阵亡者之墓”——“千鸟渊阵亡者墓苑”，把它作为一个非宗教性的追悼阵亡者的国家设施，并于1959年“千鸟渊阵亡者墓苑”建成之际举行了阵亡者追悼仪式。

（二）日本海外慰灵活动的发展期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海外慰灵追悼活动进入了一个发展转折时期。在美国重新制定远东战略和日本经济迅速复苏的背景下，日美两国于1958年开始着手准备修改两国间已有的安全条约。新《日美安全条约》虽增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却大大增加了日本卷入美苏战争的危险性。在得知两国修约的内幕后，日本全国各地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社会运动，即安保斗争。虽然这次斗争最后迫使时任首相岸信介宣布辞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计划也因此被迫中止，但仍然未能阻止条约的修改。以安保斗争的失败为标志，保守力量实现了对革新力量的反攻倒算。不仅如此，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美关系的巩固，人们对过去历史和战争的看法也随之发生着改变，以“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代表的美化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略历史的思想言论开始在社会上抬头。在此背景下，慰灵悼念活动出现了以下4个新变化：（1）日本重新恢复对战死者的授勋制度。（2）从1963年开始，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得以惯例化。（3）以1964年4月开始实施的日本国民出国自由化为契机，许多右翼团体、地方组织、遗族、旧军人团体走出国门，依托20世纪50年代岸信介内阁赔偿外交打下的基础，以公益援助为手段、以追求和平为口号，在一些国家纷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