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4年04月 |
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强力推进和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影响,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而且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素的研究上也有了深入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在如何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对策思路。当前新一轮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的转型,都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重大挑战和新的课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依法治国、依法治企的框架,如何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和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伦理道德环境和文化氛围等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相对国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较早关注和研究,中国学界的研究则还处于初级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SAI(美国民间组织社会责任国际)所制定的SA8000和数百个跨国公司生产守则在我国的认证和审核,给我国的诸多生产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并促使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问题的探索趋于常态化。
中国国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专著、论文和会议报纸三种形式,并主要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导入中国的原因、对企业社会责任含义的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问题、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问题和如何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等五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阐述。
一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概述
如前所述,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进入中国,乃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而且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将企业社会责任同订单挂钩进行强制推行,进而促使国内理论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进入我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张岱年等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涉及社会责任的中国学者,但他们只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阐述社会责任于中国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1]而黎友焕、杜彬则指出,“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推行是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一次碰撞”。[2]张幼文认为,“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慈善行为,而且是一种受道德观和社会历史进步约束的企业行为的必然要求”。[3]
同时,梁桂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中国的实施,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和中国入世的直接结果”。[4]田虹则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对其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既是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又是企业用来约束其内部包括供应商生产经营行为的一套管理和评估体系”。[5]
就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而言,田田、李传峰则指出,“利益相关理论在向‘股东至上’原则挑战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他们认为“企业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考虑其与所有利益相关者、整个社会的关系,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6]陈宏辉也认为,“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选择一个合适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像我国这样正处在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更具现实意义,各个企业只有在结合自身经营情况下动态地平衡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安排”。[7]
着眼于我国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常凯指出“一个社会如果只是崇尚财富而漠视公正,这只能是一个畸形社会”。[8]同时,梁小民也认为,“从长期看,任何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一支职业道德好、技术水平高的工人队伍。改善劳工生产条件,短期看增加了成本,长期看却降低了成本,这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9]而茅于轼指出,“企业家赚钱只是手段,而不是最后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用伤害健康的方法去赚钱那只能是本末倒置的愚蠢行为”。[10]
二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
(一)企业社会责任含义的界定
由于目前国际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尚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而国内学界亦没有形成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见仁见智,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阐述了各自不同的意见。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周祖城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应该承担的,以利益相关者为对象,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在内的一种综合责任”。[11]张彦宁则这样表述道:“企业为所处社会的全面和长远利益而必须关心、全力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表现为企业对社会的适应和发展的参与。”[12]徐明棋从立法的角度,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被社会大众认可、期望的法律之外的责任”。[13]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刘俊海作了如下界定:“公司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雇员(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可以简称为“社会权”),也包括自然人之外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其中,与公司存在和运营密切相关的股东之外的利害关系人(尤其是自然人)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