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巨大系统，包括“生态方面的、行业方面的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含义”。^[1]对于一个拥有8亿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国，农村无疑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中华文明传承的根基在农村，“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2]中国传统社会，“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3]之所以延绵久远，就是因为农村社会具有极大的稳定作用。基于这种社会结构，中国文化特质由此彰显：人文传统、伦理中心、尊君重民、中庸协和、延绵坚韧。^[4]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农村社会环境也经历了重大的变迁：“部分时间农业”的增加、乡村的工业化、大量人口的地理流动、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改进、效率提高和面向城市的农民增加、乡村人与城市人的价值观越来越接近等。^[5]这种趋势使城镇化成为可能，反之，城镇化也加速了农村的这种变迁。城镇化包括两方面的动力：自然的和人为的。自然的是指它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具有不可逆性；人为的是指在它自然的发展状态下可以人为地进行有目的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可控性。进入21世纪，中国步入了城镇化加速期，如何应对城镇化中农村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维系农村文化的活力，都需要我国学界认真审视和思考。

2013年寒假期间，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全国27个省份的147个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按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类选择条件各异的行政村，其中东部9个省份共43个村，占本次调研样本数的29.25%；中部8个省份共63个村，占总样本数的42.86%；西部10个省份共41个村，占总样本数的27.89%。^[6]课题组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设计了三种问卷：农村居民文化生活调查问卷、返乡农民工文化生活调查问卷和行政村公共文化服务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8536份，其中农村居民文化生活调查问卷4380份、返乡农民工文化生活调查问卷4009份、行政村公共文化服务调查问卷147份。本次调研收集了内容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数据整理、校正、统计并结合访谈记录进行实证分析，力图反映当前我国城镇化加速期农村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厘清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一 关于城镇化与农村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

学界关于城镇化与农村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多零星分布于文章之中。卢婷婷、翟坤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现实逻辑与动力机制》一文借助城乡二元结构分析了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逻辑和内涵特征，并在“主体-载体-客体-结构-机制-目标”的框架下，对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多重困境进行了诠释，提出了构建农村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7]刘新静《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传统农村的转型及新农村建设研究》指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传统农村面临转型发展的挑战和契机；在现实发展过程中，政绩驱动下的形式主义、贪功冒进和面子工程，城乡差距扩大导致的农村人才流失、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保障缺失，农村基层权力“悬浮”引发的执行力、公信力下降和农村治理危机，传统乡土文化瓦解带来的农村文化生态恶化、低俗文化泛滥等，是当前农村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加大投入、政策倾斜，转变观念、统一认识，推进改革、完善机制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和途径。^[8]卓纳新、黄向阳《从城镇化看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外部效应》一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经济为城镇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人力资源支持；农村文化建设的这种外部效应加速了我国城镇化进程；针对农村文化建设所表现出来的外部性现象，政府应该通过加大投入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补偿。^[9]徐晓军、张必春《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风险与危机》一文阐述了在与城市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农村的被动与劣势在逐渐扩大，这种被动和劣势的外在表现为物质生活质量低下，深层次的表现为农村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充满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消失殆尽；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导致了文化的边缘化，进而导致了农村文化本身的虚化，这种文化上的虚化，实际上已成了一个隐性的、事关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