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第四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才能平庸，其腐败丑闻俯拾即是。但大量材料证明戈尔巴乔夫的腐化水平超过勃列日涅夫。在“8·19”事件发生之前的七八个月中，尤其是“8·19”事件期间，戈尔巴乔夫的腐败发展到极致：在苏联经济极端困难的形势下，继续慷国家之慨，一切围绕“我”字转，其心中唯独没有他作为总统应该捍卫的统一的国家。

一 戈尔巴乔夫的优柔寡断与安德罗波夫反腐运动的夭折

1982年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后，曾发动了针对特权阶层的反腐败运动，这成为他执政时期的最大亮点。遗憾的是，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至病逝，安德罗波夫未能将这一运动进行到底。他的继承人契尔年科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在反腐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停止了对某些腐败案的调查和审理。苏共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年富力强，但由于他优柔寡断和自身的腐败，最终葬送了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精心准备并已取得重大进展的反腐运动。

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某些反腐措施：他一度恢复了契尔年科任总书记时期停止审理的腐败案并加快了工作速度；由于实行“公开性”，安德罗波夫时期揭露的腐败案被彻底曝光；戈尔巴乔夫派人调查和处理了哈萨克共和国的腐败问题，他同意逮捕勃列日涅夫的亲信——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穆罕默德·艾哈迈多维奇·库纳耶夫，后因库纳耶夫身体状况不佳未能执行“逮捕”；抓捕和惩治了外交部、外贸部和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以及苏共中央委员会机构中的一些腐败干部。但这一切并没有坚持到底。戈尔巴乔夫在打击和惩治腐败方面，远没有安德罗波夫那样的决心和魄力，在解决特权阶层腐败问题上更是犹豫不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安德罗波夫时期最有影响的腐败案——“乌兹别克案”，未能善始善终和一查到底。20世纪80年代初揭露的乌兹别克共和国腐败案，曾导致该共和国几十个党和政府官员引咎辞职，还有一些人被捕入狱，很多腐败官员是在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被绳之以法的。莫斯科派驻该共和国的侦察组负责人格德良和伊万诺夫一度成为反腐英雄。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中后期，对该共和国腐败高层采取了消极立场。比如，格德良掌握了乌兹别克共产党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大量的腐败证据，但戈尔巴乔夫对是否逮捕乌斯曼霍贾耶夫迟迟不表态，拖了一年多才表示同意。此外，格德良要求将在乌兹别克取得的反腐败战果扩大到莫斯科，在起草的报告中点了不少苏共中央委员的名。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格德良的要求，因为这些人多是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成为中央委员的。基于对格德良侦察组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担忧，1988年11月，克格勃人员加入侦察组并拥有审讯主要涉案人的特权。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很快意识到，克格勃人员的任务是把乌兹别克一系列腐败案搞黄。1989年5月6日，格德良和伊万诺夫被解除职务。苏共对乌兹别克共和国高层腐败案立场的转变，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意见。据专家的评论，当时苏联领导人面临着两难的抉择：继续还是停止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反腐败行动。根据格德良及伊万诺夫所掌握的材料，乌兹别克腐败案已涉及苏联最高层的一些领导人。鉴于腐败实际上已成为国家管理体系支柱之一，当局担心，如果政权继续与该体系进行斗争，将可能是自杀性的。于是，出现了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反腐英雄格德良失去工作，还一度在“8·19”事件中沦为阶下囚。乌兹别克腐败大案中的多数腐败分子刑期未满就被释放，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获得独立后，他们都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物而返回祖国。曾被指责为乌兹别克共和国腐败势力后台的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提前6年释放。这一切标志着安德罗波夫反腐败运动的夭折。对此，格德良至今深感惋惜：“很遗憾，他们没有走邓小平的路……如果安德罗波夫活得时间长一点，反腐败会取得彻底的胜利，苏联的发展将是另一种方式——中国的方式。”

此外，戈尔巴乔夫始终未能下决心解决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苏联解体重要的原因源于苏联业已形成的特权阶层。据估计，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以各种形式享受特权的人数不低于1000万人。^[1]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腐败问题不断被曝光，社会对特权的批评十分激烈，甚至出现了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组织（如“为正义而斗争战士”小组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