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作为一个综合的系统，决定了学校不可能独自承担起全部教育职能——其隐含的事实是，学校并非孤立存在，其受到诸多外部主体、条件的影响。伴随着现代博物馆的诞生，其公共属性使其教育责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越发凸显^[1]。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大批现代化的博物馆开始涌现，社会对其所能在公共教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赋予了极大期望；中国教育系统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急剧变革和转型，这使得外部教育资源的引入成为急迫议题。然而，中国博物馆和学校的合作，并非通过简单的呼吁，抑或行政驱动便能达成；两者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受到两种系统各自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资源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对于中国博物馆和学校的关系及其合作，必须采取更加严谨、理性的态度进行研究，而非停留在运动口号式的呼吁，以及静态的描述；同时，一个基于中国情境，涉及各自系统的历史演进、关系变化、宏观背景、障碍的制度分析，是亟待完成的工作。

一 中国馆校合作的相关研究

西方博物馆及各类社会场馆，在历史上通过学生实地考察（field trip）、校外服务（out reach）就已和学校形成较为固定的合作关系。20世纪末期，通过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国家课程体系的融合、区域整体合作以及博物馆学校等形式^[2][3]，馆校合作的范围得以不断扩大，深度得以不断加深。而其在具体公共教育中所能发挥的价值，也得到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参观过博物馆的学生群体，相较于那些未参观过博物馆的学生，在知识认知上具有显著的提升^[4]。在参观博物馆时，学生持有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更强烈的学习动机^[5]。除此之外，一些学生情感、社交能力，以及教师专业发展层面的产出也得到确认^[6]。尽管在教育方式、合作模式以及其关联的具体效力方面存在争议^[7]，但不可否认的是，博物馆和学校之间的合作，拥有巨大的教育潜能。

在中国，最早专门关注博物馆和学校教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以《谈博物馆与学校教学》为题，对博物馆配合学校教育的意义以及相关策略进行了阐述^[8]。随后一些博物馆研讨会中，其他博物馆内部人员进行了类似设想，标志着该领域研究的萌芽。1990年开始，针对中国博物馆和学校关系的相关研究开始出现，这些研究依旧延续了意义、设想的基本模式，但开始加入了西方馆校合作的相关经验，以及针对现实状况的反思。如刘晓斌认为，学校教育观念、博物馆自身观念以及宣传工作是博物馆无法介入学校教育的主要原因^[9]。直到如今，此类研究依旧是中国博物馆和学校关系研究的主体，其研究者主要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对比西方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实验研究等方法，思辨研究占据了主要地位；研究内容主要以应然分析、策略式构想为主；而标题中“刍议”“浅谈”同样显现出非严谨性。

饶有趣味的是，中国教育系统人员，往往不会在其研究主题中单独使用“博物馆”“场馆”等概念，尽管这并不影响“学校”概念的使用。“校外教育”是表述学校和博物馆关系时，使用最为广泛的概念。此类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其中，博物馆作为校外教育场所之一出现；校外教育关注的，更多的是活动、德育等领域；同时对比少年宫、少年活动中心等机构，博物馆是次要的关注内容^[10][11]。“校外教育”概念的使用，实际上是承认不同机构在教育中地位的差异，以及正规和外部的基本假设，从学校和博物馆的合作角度，也难以以此为基础建构相关内容。显然，在博物馆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以及合作的研究中，教育系统内部的人员处于“不在场”的状态，这也显示了中国教育系统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之间的封闭状况。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博物馆工作人员往往是更加“主动”的一方。

在国外研究中，Kang、Anderson等人2010年对中国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互动进行了考察，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博物馆馆员、学校教师以及科学教育研究者三类相关人群，进行了一个微观层面的分析，其研究认为不同系统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影响了馆校合作的效力；不同主体的专业能力、合作意愿、课程能力等，也限制了双方的合作^[12]。除此之外，Abasa和Liu对中国博物馆的学校教育项目进行了一个历史性考察，并对现有的相关学校教育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