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以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为标志，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其直接的表现就是GDP潜在增长率的降低。2012年和2013年实际增长率均为7.7%，这个大幅度的下滑并不是外部冲击所致，而是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决定的。根据已有的研究（陆旸、蔡昉，2013），模型估计的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89%，2013年为7.48%，与实际增长率非常吻合。换句话说，之所以中央政府能够接受这个低于8%的增长速度，在于认识到了“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并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给予明确表述。事实上，自2012年开始，中央政府不仅把增长速度预期定在8%以下，而且真正能够接受这个增长速度。

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日益趋紧、投资回报率加速降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空间也大幅度缩小，因而，潜在增长率将逐年有所下降（见图1）。这提出一系列严肃的认识问题，例如，如果说在“十二五”期间还能够维持平均7.55%的话，“十三五”期间平均则进一步下降到6.20%。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接受今天的7%～8%之间的实际增长率，能否接受不久之后可能面临的6%～7%之间的增长率呢？

图1 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测

实际上，在过去GDP增长速度低于8%的两年中，宏观经济政策已经感受到较大的压力。中央政府感受到的是“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则尝试采取局部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企业面对市场疲软和成本上升等困难而嗷嗷待哺，经济学家也纷纷从需求角度建议新的经济增长点。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但是，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一回事，试图通过需求方的刺激手段拉高增长速度则是另一回事，超越潜在增长率是危险的。根据国际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日本从泡沫经济破灭至今“失去的二十年”的教训，以及中国经济中已经显现出的现象，我们已知的经济增长超越增长能力的危险，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十分突出。

第一，从僵尸企业到僵尸金融。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提高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企业利润空间急剧缩小。这时，刺激政策则意味着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支付各种补贴，维持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苟延残喘。一旦企业过度依赖刺激政策，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就失灵了，企业不能正常退出，最终那些没有竞争力而继续生存的企业便成为僵尸企业。由于刺激政策是依托国有银行甚至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信贷也过度偏重在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建设项目上，金融风险过于集中，僵尸企业产生也必然把金融拖到危险的境地。

第二，从产能过剩到基础设施过剩。企业和产业在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形成的生产能力也必然是过剩产能。事实上，过去几年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甚至区域政策，都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政策制定者也认识到，在实体经济比较优势下降，从而投资积极性不足的情况下，刺激政策的效果往往导致产能过剩，因此，许多刺激政策着眼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一种派生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与实体经济需求密切相关的。曾经担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宫崎勇（2009）发现，在日本面临增长减速尝试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过程中，公共投资遇到先是“有预算没下拨”，继而“下拨了没到位”，及至“资金到位没开工”等层层打折扣的问题。既然没有实际需求，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刺激政策也只能造成产能过剩。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显示，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基础设施过剩上面。

第三，从流动性的溢出到泡沫经济形成。宫崎勇终究没有弄明白，本应投向基础设施的资金究竟去了哪里。其实，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终究造成过大的流动性，在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不强的情况下，放出笼子的货币终究要寻找其出处，自然且必然的选择便是流向各种理财领域。对此，凯恩斯的批评者早在1933年就有了先见之明。针对凯恩斯的刺激政策建议，他在“经济信息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同事休伯特·韩德森给他写信说：“如果你宣布启动一项2亿英镑的宏大计划，你将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拿不到一个订单（因为需求不足——引者注），同时，它对金边股票之类的市场会产生迅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