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在中央政府官方网站上正式对外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9月30日，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办法、负面清单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自贸试验区的建立既有受到外界压力的被动因素，也有我们利用开放促进改革而主动出击的成分。自贸区将投资、贸易、金融和行政体制四大方面在保留原有保税区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升级。负面清单管理将给予所有愿意参与自贸区的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对外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正式确定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7大项共30条框架原则（称为“金融30条”）。金融领域的放开可以激活过去由于管制而被压制的市场交易需求，通过要素价格的正常化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在行政体制上，自贸区将是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的试点和样板，“小政府，大市场”的改革目标将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创新来实现。随着自贸区试验的成功推进，最终改革的经验将会在全国复制推广，改革的红利将惠及全国。

一 建立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背景

为什么要建立自贸试验区？笔者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所能作出的必然选择。

首先，是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商品供应已经从短缺转向过剩。由于国内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巨大的产能无法通过国内需求来消化。“入世”之后，中国以低廉的人力成本和相对健全的基础设施成为了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充分分享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出口红利。2000年之后，中国出口商品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不断提升，出口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令“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也让早就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通过外需得到了缓解。然而，随着中国对外出口份额越做越大，巨额的国际收支失衡引起了贸易逆差国的不满。2010年的G20峰会上，美国提出了将成员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控制在4%以内的硬指标要求。对于中国这样的出口大国来说，要么调整本币汇率，痛苦地削减经常项目顺差，要么选择稳定汇率，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国内货币超发。面对两难，中国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渐进式升值。这样，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奇特现象就在近几年发生了。到了2013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经从2007年最高的10%削减到2%左右，出口对于GDP的贡献几乎为零，即使欧美经济有所恢复，过去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依旧处于萎缩的状态。具体见图1、图2。

图1 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

图2 中国经常项目余额与GDP之比

我国当年签订WTO合约时，针对一定的行业设定了保留和限制措施，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对外资的参股和经营都有严格的规定，目的是保护国内的相关产业。正是因为这些不符合外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法律透明等WTO基本精神的条款的存在，才导致WTO成员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可以采取保留限制措施。^[1]中国近年来在海外市场屡屡遭到反倾销调查并被征收高额反补贴税，总是在WTO诉讼的案件中吃亏，其主要原因就是外贸制度并未完全符合WTO的义务。不仅如此，以美、日、欧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试图通过TPP、TTIP、TISA和PSA这样的多边贸易协定建立一个比WTO更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准则。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更加注重贸易与投资并举、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联。比如，TISA要求成员国全面给予外资国民待遇，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都要对外资一视同仁，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额外要求，不限制外资控股比例等。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实行过去的保护主义政策甚至主动令人民币贬值都是毫无意义的。为了适应正在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新准则，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发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特长“二次入世”，促进现有产业升级，我们必须做到更高层级的对外开放。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为下一步全面开放所做的先行先试。

其次，更全面的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至今的必然诉求。要让经济走出当前的困局，必须要从过去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努力刺激国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