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福利分房时代的结束，住房市场机制开始运行，加上社会人口的流动加剧，城市空间住房资源争夺战愈演愈烈。城市青年从进入社会之始便被迫卷入这一场全民涌动的住房消费盛宴，其住房问题开始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层面日益突出，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所共同关注的问题，甚至有学者指出，“我国城市住房问题在很大程度和最终层次上就是城市青年住房问题”^[1]。城市青年住房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能拥有“自有性住房”^[2]。由于自有性住房是当今社会大多数人的主流居住模式，是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假设：即使无任何原因，其他的一切都是公平的，个人或家庭也更倾向于拥有自有性住房^[3]。对于很多城市青年来说，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城市拥有一套自有性住房，不管这套住房对其来说意味着是“居住地”“家”“社会地位”“身份象征”，抑或是其他。

城市青年群体现已成为向自有性住房扩张的主要群体，也是潜在的首次买房的人。按照一般步骤，城市青年必须要在一定时期内完成自身资本的积累并且达到一定的资本储备后，才能独立购买自有性住房，而这往往要耗费短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的时间。据有关调查，在20～34岁的英国人中，因为无力购房，有将近1/3的男性和1/5的女性仍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青年人也需要在平均工作15年后方有能力独立购买住房。但是在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城市青年对于自有性住房的态度已经越来越积极，甚至演变成为一种“住房崇拜”，很多城市青年在远未完成自身资本建构的时候便开始购房，中国城市青年首次置业低龄化的趋势已经愈加明显，调查显示，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已从2007年的34岁下降到27岁。而美国首次置业的平均年龄为30岁，英国为37岁，在德国和日本为42岁^[5]。在中国甚至还催生了一大批“毕业即买房”的“毕买族”^[6]，2012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9869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4.1%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毕业即买房”的年轻人。

这些矛盾的现象和问题使城市青年住房行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青年住房行为进行研究并试图给出解答，既有研究逻辑如下：一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青年的超前住房消费是由于中国人家庭观念浓厚，深受传统的“成家立业”“中国人须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才有归属感”“买房结婚”等文化传统的影响^[7]；二是从社会经济结构出发，认为城市青年的低龄购房是由不断高涨的房价所致，“买不起”和“高房价”的矛盾催生了“啃老”的社会现象，即年轻人及背后的家庭力量主动或被动地对房子这一特殊商品付出不合理溢价^[8]；三是从消费符号的角度出发，认为住房消费的象征性和社会性在体现资本、权力、认同、地位的住房市场中被无限放大，甚至上升为一种空间拜物和住房神话^[9]；四是从城市青年的非理性消费观念出发，认为这是由青年享受型的消费观念、过于乐观的消费预期、舒缓压力的消费需要、炫耀性消费心态、仿同的消费倾向所致^[10]。

上述四种说法皆有一定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社会现象给予了解答。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将行动者、社会结构（经济、文化）联系起来的可能，故并不能完全解释上述这些社会现象和矛盾，大大降低了对城市青年住房行为的理解。要想真正地了解青年住房行为，必须把行动者、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等综合起来并结合社会实际来分析其行为的作用原理和发生机制。本文希望能借助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场域-惯习”分析框架，跳出城市青年购房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以及跳出社会结构（经济、文化）与行动者的二元对立来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城市青年一定要拥有自有性住房？什么样的城市青年才能优先拥有自有性住房？城市青年有哪些住房行为？这些住房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能为解决城市青年住房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也可以为深入研究当代城市青年住房问题提供一条别样的思维路径。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和访谈资料均源自“北京市青年住房状况调查”。该调查受北京市政协社法委和北京团市委委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于2013年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