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房价自21世纪初开始上涨，至今仍居高不下，这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尤为明显。一套普通的住房动辄上百万元，“一房难求”使得青年举步维艰。有观点认为住房已不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其昂贵的经济价值使得住房成为一种投资品。政府不断出台一系列政策试图控制快速上涨的高房价。国家层面，如“国十条”“国八条”“国五条”等；地方层面，出台了条目繁多的各种细则和指导意见，所有这些都没能够抑制大城市房价的上涨，房价依旧没有下降的征兆。

在房价不断上涨的背后，是住房性质的变化，从生活必需品变成一种昂贵的奢侈品、投资品，拥有一套稳定住房对普通人来说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住房的变化对处于生命历程中不同时段的群体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正处在上升期的青年。青年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正是实现抱负、大展拳脚的时候。以往，初出茅庐的青年凭借自身努力，谋求一份好的职业，能够逐步实现个人发展，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然而，如今在大城市中所呈现的，是住房给青年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现实是残酷的，可能几十年的奋斗都不一定能够买上一套房子。这不仅对于青年的发展产生了阻碍，而且对处于婚龄期的青年们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越来越多买不起房的青年正在为婚姻问题发愁。目前社会上热议的“裸婚”“富豪相亲”等现象无不显示了青年买不起房的窘境以及在婚姻中越来越浮躁的物质心态。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裸婚”不可接受，嫁给“没车没房”的男青年不能得到幸福。广大的青年正面临着发展的困境，越来越多的青年聚集在大城市，被人们称作“蚁族”。青年的婚姻被带上了沉重的物质枷锁。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关注青年的住房与婚姻之间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试图探讨以下问题：①住房是否影响了婚姻决策，住房是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婚姻的；②不同群体的青年男女在主观上是如何考虑住房的，住房是否真的不可或缺。

本文所用数据源自“北京市青年住房状况调查”，该调查受北京市政协社法委和北京团市委委托，由对外经贸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于2013年开展，意在摸清北京市内广大青年的住房状况。调查对象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以上的在京工作青年群体，具体包括青年公务员、事业单位青年职工、国企和集体企业青年职工、外企青年职员以及私民营企业青年职工五类子群体，采用分层不等概率抽样法进行抽样。调研累计召开座谈会8场，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321份，有效回收率86.42%。

一 文献综述

回顾住房领域相关的研究，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政策领域，例如对经济领域的住房价格、住房供给与住房需求、住房贷款，政策领域的住房政策、保障性住房等都有大量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关注不同群体的住房问题。赵旭等关注农民工的城市住房问题，认为“多渠道采取措施解决其住房问题是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1]。张建坤等关注上海的大学毕业生住房问题，提出应该增加青年住房公寓支持大学毕业生发展^[2]。刘宝香关注夹心阶层的住房问题，“中等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向下不能像最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那样申请廉租房和购买经济适用房，享受政府提供的住房补助，向上没有能力购买价位相对较高的商品房，而徘徊于住房保障体系和住房市场体系之间”^[3]。廉思关注大城市青年群体，认为在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4]。

关于住房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相关的研究较少，大部分关注于社会保障，有少量学者分析了住房与社会分层的问题。其中，学者大多是将住房分层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维度来探讨住房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李强等学者关注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化^[5]。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既体现权力的延续，又体现了物质基础的跨越，并指出新的社会分层秩序将建立在财产之上。因此，“是否拥有住房产权，也就成为改革时期阶层差异和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6]。张俊浦则关注住房对于社会分层本身的效应，他认为“住房不但能够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稳定生活的保障，而且在日益发展的社会中能够实现保值、增值”^[7]。刘祖云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