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住房是民生之本，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安居”才能“乐业”，“安身”才能“立命”。一个工作时间不长、财富积累不多的年轻人能否“居者有其屋”，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和生活满意度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蚁族”群体的生活逐渐被大众所熟知，青年人口的住房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青年住房难”已经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不同青年群体间的住房差别迅速扩大，住房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面对居住在北京优越地段的同龄人，每日花费四个小时在北京中心城区与燕郊住所间往返的群体更容易产生相应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蚁族”“房奴”生活的窘态和屡禁不止的“群租”现象更是给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埋下了隐患。

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前，住房是单位提供的一项福利，进入单位的青年只要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和级别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住房。在普遍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下，同级别单位内部的住房分配相对平等。^[1]住房商品化改革实施以来，住房政策的调整改变了城市住房的供应体系和居民的住房获得渠道，并导致居民住房不平等的状况不断加剧。^[2][3][4]住房改革后，居民住房的地位骤然发生变化。作为资产和赢利手段的住房成为衡量经济地位差异的首要指标和体现社会分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住房模式也塑造了生活方式和阶层认同，“住房地位群体”开始形成。^[5]

那么，是什么机制造成了青年住房资源的不均等？哪些青年群体能够安居乐业，哪些青年群体却被迫成为“蚁族”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2010年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以下简称CFPS 2010）的调查数据，探讨青年群体的住房资源分化程度以及住房不平等的产生机制。

二 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一）市场转型论：人力资本的回报上升

市场转型理论认为，由国家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了社会经济获得基础的改变，其中“再分配者”的利益受损，“直接生产者”的获益更多。^[6]市场转型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再分配权力的贬值。在市场转型论看来，随着福利分房体制的瓦解，控制住房资源分配的再分配权力将逐步衰落，市场成为住房资源分配的新渠道，拥有市场能力的人可以在市场中直接购得住房。市场中的住房交易以买卖双方的意愿为基础，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决定，控制住房资源的权力更多地存在于市场交易中，而不是再分配体制中。与权力贬值相反的是，市场转型论认为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会提高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的价值。市场配置资源遵循着公平开放的交换规则，年轻人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对于其住房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人力资本对青年住房水平的影响将增强，而政治资本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

许多经验研究证实了市场转型论的观点。例如，宇宙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城镇住房市场的变动，研究发现，住房分配更加取决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在居住面积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这也折射出市场分配机制的作用^[7]。马忠东等学者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对广州的住房改革进行了研究，发现市场化要素如人力资本、个人收入对住房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个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提高对住宅的拥有、住宅的价格和质量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8]刘祖云利用广州2010年千户调查的数据将广州的居民分为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研究表明，居民受教育年限越长，其住房阶层地位越高。^[9]

（二）权力维续论：再分配权力的回报仍将持续

在“权力维续论”看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下进行并嵌入既有的权威结构之中，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可以继续利用其权力地位从市场改革中获益。中国的市场体制是在再分配体制内部发育和壮大的，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可以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政策，因此，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他们的经济回报能够维持甚至得以提高^[10]。“权力转换论”认为，在市场改革过程中，政治权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化成市场经济中的资产，再分配权力的拥有者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11]。周雪光的“市场—政治共生模型”指出国家对市场运行规则的设定有重要影响，国家的角色始终处于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