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住房作为安家立命之本，是青年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成为青年的基本诉求和关注焦点。研究青年住房问题不仅需要理性的数据分析，更需要感性的质性分析，真实而直观地了解城市青年的所思所念。本文试图从感性维度剖析青年的心理特征，与本书课题组的理性实证研究形成互证关系，使青年住房问题研究视角更为全面。

明确各类群体的住房观念、住房现状和住房诉求，对于分级分类解决好青年群体的住房问题有重要意义。为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单位性质的城市青年的住房情况，课题组细分了五类青年群体：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外资及合资企业、私民营企业的青年工作者，并分别进行了访谈调研。总体来看，不同单位性质的城市青年在住房观念和住房诉求上有趋同化现象，但其住房状况和矛盾焦点却与其工作单位性质有一定联系。

一 住房观念

课题组的访谈调研发现，大部分城市青年能够清晰定位自身所处阶段，理性分析社会现实，明确实际需求，规划发展目标，但对于一些现实问题仍然存在矛盾心理和负面情绪。分群体来看，公务员和国企青年相较其他群体来说有积极的立场和乐观的态度。

（一）住房心态与预期

1.“有房住”还是“有住房”

城市青年的工作时间大多在10年以下，处于事业起步阶段，在房价高位运行的现状下，其“有房住”的需求远大于“有住房”的需求。因此，从当下来看，城市青年的整体住房需求并非对商品房的需求，而是对租房和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在目前状态下，城市青年本身愿意也希望将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方式作为过渡性住房策略，若能长期、稳定、合理地拥有优质房源的使用权，部分城市青年甚至表示不会过于在意住房所有权。然而，在中国传统住房文化，以及婚姻、家庭、事业、个人规划、社会地位、生活品质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影响下，加上租房市场不规范的现状，长远来看，青年群体心中都有一个“有住房”的预期。正是这种矛盾心理造成了当代城市青年群体的住房焦虑。但青年群体并未将解决自身住房问题的期望过多地寄托于政府或社会，“父母出首付，自己还贷”在他们看来是最有可能的购房途径，“能不能买得起房关键看父母”，很多青年把父辈的钱甚至祖辈的钱投入北京的一套房里，但仍然不一定够首付。

2.“绝对高”还是“相对高”

客观来说，对房价问题要分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来看待。特大城市中的青年群体很清楚，“对于一线城市，优质资源的集中必定导致资本的高度集中”，也就导致包括房价在内的生活成本的提高，纵观世界各国，纽约、东京、莫斯科等大型城市房价绝对值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绝对房价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青年群体“面对经济客观规律，基本能够接受住房价格的合理性上涨”。然而，就住房的相对价格来说，一方面，近年来住房价格的非理性增长幅度超过了城市青年的可接受范围，“相对价格的上涨使得早一年买房和晚一年买房的人群分化成为两个层次”，这种压力迫使青年群体买房的意愿更加急迫，从而陷入更深的住房焦虑或作出恐慌性购买决策；另一方面，房价收入比的持续上升意味着青年群体已经越来越难以依靠自身收入承担住房支出，而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心态。因此，事实上是住房的相对价格过高激化了青年住房矛盾，而青年群体期望控制的并不是住房的绝对价格而是相对价格。

（二）住房与人生规划

1.住房与婚育规划

访谈中，大部分青年表示其婚育规划会因无房而推迟，主观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独特的住房观念和家文化传统仍然深入人心，住房在青年生活中的角色不完全是生活必需品，还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直接与青年群体的婚姻和生育计划相关，“结婚必须有房”“生子必须有房”成为残酷的社会现实；客观方面，在一线城市，住房与户籍、教育等问题直接在制度上挂钩，大多数情况下，不买房就没有户口，也就无法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从而影响其结婚、生育等决策。课题组数据调查也表明，无自有住房青年的未婚比例在各个年龄段均高于有自有住房者，有位京籍青年甚至表示，“父母说，他们对我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去死，这样我就可以继承房子结婚了。这让我很难受，也很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