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济外交”，通常是指主权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以及专门的外交机构，围绕国际经济问题开展的访问、谈判、签订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多边双边活动。^[1]而从日本方面的解释来看，经济外交是指为了确保国家利益，运用“促进贸易投资、推动经济合作、提供ODA援助、加强经济安全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经济手段进行的国与国之间交涉。^[2]伴随着安倍的二次执政及旨在振兴日本国内经济的“安倍经济学”的出台，“安倍经济外交”应运而生并迅速得到实施。然而，安倍战略性“经济外交”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

一 安倍战略性“经济外交”的提出

2012年12月16日，日本自民党在第46届众议院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胜，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重新组阁，出任第96任首相。为恢复日本经济和“摆脱外交危机”，安倍组阁不久即加速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分别以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战略”为三个主轴。在第三个主轴“增长战略”中，安倍提出了“开放战略”“积极的经济外交”“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战略”^[3]等政策。这是安倍上台以来首次从发展经济的视角重视经济外交。

随后，安倍在183次国会上，就“第二次执政与外交战略的展开”议题发言时表示，外交不只是要看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而是“要从全球的视野出发确定其战略”，要推动与日本在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律等方面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间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以外交、安全为轴心加强日美同盟一体化，在亚太地区实现经济、安全、文化和人员往来等。^[4]安倍的阐释令我们看到，安倍的经济外交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是与加强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加强日美同盟、确保日本安全等密切相关的。

2013年1月，安倍在与印尼总统苏西洛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发表了针对东南亚外交新的五项原则。其中第三项即为“日本的外交必须寻求自由、开放、互相结合的经济”的原则，以此明确了亚洲外交对经济领域的实施目标。其后，安倍在首相竞选演说中再度强调“要在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律支配的基本价值观基础上开展战略外交”的主张，进一步对战略性外交进行了诠释和解读。

其后，安倍晋三首相的主张逐渐演变为日本政府的经济外交主张。据外务省网站“经济外交”项下内容显示，经济外交包括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政策协调、加强与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与合作、确保和提高日本国家的经济利益等。^[5]在此特别强调了在国际形势动荡、日本国内少子老龄化、财政赤字等内外环境十分严峻的背景下，推动旨在强化日本经济的经济外交的必要性。在“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与世界主要国家加强经济对话与协作；推动经济合作协定（EPA）、自由贸易协定（FTA）、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确保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矿物资源及其他一次性产品安全的经济安全”等具体经济外交活动中，加强“日美经济对话与协调”被摆在首要位置。显而易见，日本外务省的经济外交政策与安倍战略性经济外交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总体来看，安倍战略性“经济外交”体现了安倍对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提出、在麻生内阁时期得到全面展开的价值观外交的继承。抑或说，由于安倍的原因，在日本外务省的传统经济外交中，价值观外交重新得到重视。从内容上看，安倍的战略性经济外交以振兴经济、恢复日本外交实力为出发点，体现了安倍的“经济外交”服务内政的主张；从功能上看，安倍战略性“经济外交”涉及经济以外的地缘政治、确保安全等多方面内容。

二 安倍战略性“经济外交”的实施及效果

安倍重新执政后，即积极推动其大跃进式的战略性“经济外交”。俯瞰全球的“地球仪外交”是安倍战略性“经济外交”的具体实施。

从2012年12月26日“安倍丸”启程以来，安倍晋三在8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出访了13个国家，其外访频率之高达到日本战后首相之首。具体来看，安倍在2013年1月下旬首先访问了东南亚三国，2月下旬访问了美国，其后依次访问了蒙古（3月），俄罗斯、中东三国（4～5月），英国等3个国家（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