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20年来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日益活跃的人口流动必将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深入持续扩大规模。北京市作为全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因其多元化的功能定位、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发展空间、信息集散等多方面的优势而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的流入，来京生活、就业。根据2013年北京统计年鉴，1978～2012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从21.8万增长到了773.8万，绝对规模增长了34.5倍，年均增长率达11%^[1]。

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流入在推动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们本身的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社会融合是继讨论了流动人口就业、生活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后最近由研究者提出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流动人口的“不流动性”^[2]，进而意识到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过程和结果能够反映他们的生存环境，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人群是否享受到公平的社会发展成果，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从国家层面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是推进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能不能跨越横亘在外地与本地之间的“鸿沟”、能不能实现由外地到本地的身份认同、能不能完全融入北京社会，不仅关乎北京的和谐和稳定，更关系到北京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北京市作为吸收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大城市之一，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不仅关系它自身的健康发展，它制定的政策也将对全国其他城市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本文在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影响社会融合度的原因，并提出了促进北京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政策建议。

一 社会融合概念

社会融合作为一个社会政策概念起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随着社会排斥研究的深入和反社会排斥计划及行动的实践，社会融合概念逐渐得到学者和政府的广泛使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无论政府机构还是社会政策研究者都在使用社会融合这一概念。社会融合逐渐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政策实践的核心概念。^[3]

对社会融合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困难，因为并没有一个标准统一的指标体系。国内学者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时，使用的维度也不一致。如风笑天在研究三峡移民迁入地的融入状况时使用了经济、心理、环境、生活4个维度9个指标测量^[4]。王桂新等认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包括心理、身份、文化和经济等因素^[5]。也有学者将本地户籍状况、语言文化价值观、社交网络、身份认同、生活满意度（职业、住房等）、购置住房意愿等作为考察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指标^[6]。更进一步，有学者试图全方位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标体系。杨菊华（2009、2010）^[7]在社会融入理论的指导下，从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构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指标体系。经济整合反映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劳动就业、职业声望、工作条件、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居住环境、教育培训等一些指标。行为适应表现在人际交往、生活习惯、婚育行为、社区参与等方面。文化接纳则是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等的尊重或排斥度。身份认同则是归属感问题。

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融合定义为不同群体之间差异消减、相互适应的过程。根据现有研究，这种适应涵盖经济、行为、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既包括平等的就业机会、均等的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等基本经济需求，也包括社会交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适应等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更包括心理上的交融、身份上的认同等精神上的认同和感受。因此，本文认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分析应该从制度、经济、行为、文化、心理等五个维度展开分析。其中，制度是政策保障，经济是立足基础，行为、文化和心理是不同的融合过程，反映融合深度。这五大维度又分别包含一些子维度，围绕五大主要维度和13个子维度，构建社会融合分析框架如下（见表1）。

本部分主要利用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组织开展的流动人口生存状况调查数据，结合其他来源的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