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媒体报道，2013年5月3日5时许，丰台公安分局接群众报警，在京温服装商城地下车库出口处发现一女性死者。经警方核实，死者袁某，22岁，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人，生前在京温服装商城务工。5月8日上午10时许，死者家属及部分同乡相互邀集到京温商城门前反映问题，并引发大量人员聚集，现场一度出现扰乱公共场所、交通秩序等现象。“京温商城事件”是近年来北京为数不多的流动人口聚集维权案例，表面是死者家属及同乡对京温商城的善后处置及警方处理方式不满，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系列由于城市人口“新二元结构”引发的深层次问题。

城市人口“新二元结构”，是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主要是相对于原有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言的。如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逐渐形成了“以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户籍人口社会福利反差为特征”的一种新的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1]人口“新二元结构”主要是指在城市内部因户籍制度及附着其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对人口的分隔而形成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二元结构状态。本文从北京市人口新二元结构的形成历程出发，结合“京温商城事件”及其他省市发生的典型案例，对人口新二元结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略作探讨。

一 北京市人口新二元结构演进历程

随着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其自由流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现实和迫切的需求。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二元结构出现松动，国家政策对人口流动的管控逐渐放开，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各大城市逐渐出现了规模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在传统的城市—农村人口二元结构之外，在城市内部衍生出现了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新二元结构。从北京情况看，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新二元结构的演变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4年

以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5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等政策法规出台为标志，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的闸门正式开启，为人口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政策环境。随着农村改革和城镇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民希望转向城镇务工经商。北京市为了解决建筑行业的劳力缺乏和家庭服务员不足等问题，加强首都建设，搞活北京经济，先后出台了《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解决人民生活“几难”的几点意见》《关于外地企业和个人来京兴办第三产业的若干规定》《关于暂住人口管理的规定》等政策规定，不仅允许流动人口来京务工经商，而且开始有计划地招收流动人口参与首都建设与服务。

这一时期，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从1984年的965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1125万人。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逐渐的释放，大量新增就业岗位刺激流动人口数量开始增长。1984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为19.8万人，到1994年增加到63.2万人。虽然这十年间流动人口总量增长超过3倍，但由于这一时期流动人口在全市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较低，且构成较为单一，都是从农村进入城市寻找打工机会的第一代人，普遍存在着一种从农村来到城市所产生的“相对有所获得感”——以其在农村时的生存状况为参照系来看待和评价进城后生存现状所产生的一种满足感^[2]，因而可以认为，城市人口新二元结构尚处在萌芽期，人口结构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尚未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问题。

（二）发育期：1995～2002年

以1994年11月劳动部《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1995年中央综治委《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法规的出台为标志，我国流动人口工作进入严格管理阶段。随着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资源供给面临巨大压力，人口增加与城市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各种城市秩序和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北京市按照“规模控制、严格管理、加强服务、依法保护”的方针，先后出台《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及11个配套的政府部门规章，以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试图控制人口的规模数量，防止人口的盲目流动。

在这一时期，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从1995年的1251.1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1423.2万人。尽管国家和北京市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