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网络现象，且日益成为民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重要舆论阵地。2011年，中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网络问政尽管实体是虚拟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广大民众对党和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规制供给方面的需求。本文以北京“7·21”特大自然灾害为例，剖析当前网络问政的特点、作用、存在的问题以及规范网络问政的对策建议。

一 网络问政的概念及运行特点

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网络问政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不少学者将网络民主、网络舆情、网络参政与网络问政混为一谈，有的甚至对网络问政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无限制的增生放大。笔者认为，网络问政是现实政情与网络舆情互动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从网络问政的主客体角度来解读，一方面它是网民以网络为载体，来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和发表建议，充分行使作为一个公民“应有”和“实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这里，网民发表言论的渠道主要是微博客、微信、论坛、新闻跟帖或一些网站开设的官民互动栏目、意见征集平台等。另一方面，它也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通过网络，来倾听民意、汇集民智。与传统官民互动有别的是，网络上党政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公民的对话更趋平等性，并被赋予对话客体更多的权利，这种对话模式为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可预期性，从而在政府治理的本身实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与国家政治生活合理有效的治理。

网络问政因其自身具有的特有优势，近年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是公众参与的低成本和直接互动性。网络本身的开放性和易操作性，既缩短了公民参与政治的距离成本，又缩短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时间成本。网民只要拥有一台台式或者笔记本电脑，抑或一个多媒体手机，就能全方位参与网络问政的所有环节，不像传统的“民主投票”“问卷调查”“上访”等政治参与模式，网络问政的主体参与成本非常低廉，而且简单易操作。与此同时，网络的架构特征，使得参与其中的每一个网民都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趋向，实现“一对一”的对话沟通模式。

其次是主体的平等性和内容的相对开放性。互联网赋予每个公民丰富的基本人权保障条件，诸如言论自由、集会虚拟、人身自由权等。公民在网络问政过程中，就某一个特定的议题展开问政时，其法律地位是一样的，政治机会也是橄榄型而非金字塔式，这种平等的虚拟世界参政议政权利，与我国现实政治体制与政治实践中的各方面等级限制与权力禁区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体现出网络问政主体的对话平等性。与此同时，从技术层面来看，互联网还体现为内容文本及传播的自由开放性，任何形式的管控都面临诸多困难。每个网上参政议政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偏好和兴趣点，较为自由地查看国内国外网页，能轻松接触到信息点，自由传达自己对政治热点问题的看法认识，有的时候还可以参与政治生活。

再次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性越来越强。当前，新媒体蓬勃发展，传统媒体只有与新媒体相互交融才能获得新生。网络问政是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动的一个镜像。公民在现实政治世界里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接受到信息源，消化后在网络媒体中反馈，即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意愿，一旦网民的意见形成规模效应，又会输出给传统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影响，这种活动模式是典型的“输入—反馈—输出”。如果考察近年来的诸多社会热点问题，大多是从网络上首先发起，网民广泛参与讨论，随后传统媒体介入，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中产生“1+1＞2”的放大效应。

最后是网络问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网络问政作为一个新事物，其聚集的能量呈井喷之势。一方面，网民的参与面越来越广，前几年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以博客为媒介传播，而当前各年龄段、各种职业、各利益群体都开始参与其中，尤其微信、微博的发展，使得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便捷性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的态度由“雾里看花”到“触网互动”。胡锦涛通过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温家宝在两会期间积极回答两会网友提问，这些都表明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此外，网络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