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随着网络谣言越来越受重视，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早在2011～2012年我们就开始着手做谣言知晓率的社会调查，以期获得影响谣言传播速度与广度的内容特征。^[1]2013年6～10月，为了从居民认知的角度进一步验证谣言内容与其活跃度内在关联，课题组在北京地区通过QQ、电子邮箱、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随机发放了400份问卷，有效问卷321份，有效率约为80.3%，现将调查结果公布如下。

一 被调查者人口特征

性别方面，被调查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女性为164人，占有效样本的51.2%；男性为156人，占有效样本的48.8%。有1份有效问卷性别选项没有填写。职业方面，被调查者中社会人员多于学生。社会人员为232人，占总样本的72.3%；学生人数为89人，占总样本的27.7%。在年龄方面，被调查者以青年为主。18～39岁累计人数比例为93.1%，其中，18～29岁有175人，占有效样本的55.2%；30～39岁有120人，占有效样本的37.9%。中老年样本中，40～49岁有15人，占有效样本的4.7%；50～59岁有5人，占有效样本的1.6%；60岁以上有2人，占有效样本的0.6%。有4份有效问卷的年龄选项漏填。在收入方面，被调查者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低收入有129人，占有效样本的41.3%；中下等收入样本有86人，占有效样本的27.6%；中等收入样本有81人，占有效样本的26%；中上等收入有11人，占有效样本的3.5%；高收入有5人，占有效样本的1.6%。有9份有效问卷收入项漏填，收入项是以被调查者主观感觉为填写依据。

二 谣传内容特征的居民认知

问卷请居民回忆一则最近听到或看到的谣传，即“尚未证实的报道、陈述、诠释、阐述或故事”，并对谣传的内容进行量化评价。谣传内容特征的问题选项采用11个刻度（0～10），^[2]“0”表示谣传中不存在此项内容特征，如谣传中没有情色内容；“10”表示谣传中某项内容特征的表现形式达到了极致，如谣传极其情色。谣传类型的问题选项由“正面”“中性”“负面”三个选项组成。

在敏感性方面，被调查者所列谣传中包含负面恐惧内容的有219则/次，占68.2%；包含正面希望内容的有18则，占5.6%；包含中性内容的有74则，占23.1%；无法辨别类型的有10则，占3.1%。这与以往研究中负面谣言数量最多，正面谣言数量最少的结果相似。^[3]谣传样本中包含仇富内容的有187则/次，占58.3%；包含仇官内容的有204则/次，占63.6%；涉及党政领导的有220则/次，占68.5%。包含民族、宗教、外来人口等歧视性内容的有193则/次，占60.1%。涉及突发公共事件的有226则/次，占70.4%。有求证难度的有280则/次，占87.2%。可见，当前谣传普遍包含敏感内容。“敏感性”源自于“敏感词”，是指“带有敏感政治倾向（或反执政党倾向）、暴力倾向、不健康色彩的词或不文明语”。^[4]当然，这一解释并不完全，现实中诸如民族仇恨、恐怖袭击、邪教妖言等影响社会稳定的词汇也会被列为敏感词。如果一则谣传中带有敏感词，网络管理者将会及时检索该谣传，并对其进行审查和调控，甚至有时网络上根本就无法输入或显示敏感词，因此带有敏感词的谣传难以在网上传播。敏感词正是谣传敏感性特征在网络上的技术表现与产物。卡斯·桑斯坦认为，“动荡的环境会加速谣言的滋生与传播。”^[5]现实中人们将突发事件前后的一段时期称之为“敏感期”，因此将谣传相关事件的动荡程度纳入敏感特征来计量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外，据法制网舆情中心统计：“2012年网络谣言事件中，超过一半的谣言与腐败话题相关，其中谣传官员非法敛财或冒充公职人员炫富的占20.7%。”^[6]现实中人们对涉及高层官员腐败的谣传也定性为敏感类信息，因此将仇官仇富情节、高级别官员负面信息纳入谣传的敏感性特征进行考量，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简而言之，敏感性越高，代表谣传的相关突发事件越动荡、仇官仇富情节越强烈、涉及官员级别越高等，谣传也就越不容易传播。表面上看，这一论断适用于以互联网为主要沟通渠道的人群或区域，现实中是否如此？喻国明认为，北京地区曾经发生的“抢盐事件”中谣传并不是主要依赖于网络这一渠道，而更多的是依赖于40岁以上家庭妇女的口口相传。^[7]因此，在一个以口口相传为主要沟通渠道的人群中，这一论断是否依然有效，需要进一步通过数据来验证。

在生动性方面，被调查者列举的谣传中附带图片的有181则/次，占56.4%；附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