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到底会释放出怎样的改革红利，能否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破题，不仅舆论高涨，坊间充满了各种猜想和期待，而且资本市场上相应概念题材股的表现也十分抢眼。9月27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下称《方案》），各种政策猜想尘埃落定。两日后，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开始启动运作。首批36家中外企业获颁证照，入驻试验区。

《方案》明确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目标和建设任务，集合了贸易、投资、金融、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有突破，有亮点，亦有遗憾和不足。尽管《方案》中改革的步子迈得有大有小，但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已经开弓，新一阶段以“开放促改革”的引擎也已经点火启动。“风物长宜放眼量”。在此后五年至十年的时间里，上海自贸试验区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前沿高地，激发并引领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因此，虽然对《方案》的遐想现已落定，但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期待或许才只是刚刚开始。

一 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总体背景

上海自贸试验区定位于顺应新时期中国经济格局，通过新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服务业开放，探索政府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创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不仅仅是上海或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制度红利”，更可能是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契合中国经济转型的自身需要。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但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目前，我国经济也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传统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不可持续，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加快培育。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制度红利”将成为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市场主体多元化的不断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的需求不断增加。凭借上海现有的市场容量和金融地位，以及相对良好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自贸试验区将有利于新一轮“制度红利”的释放。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满足融入全球贸易竞争的中国诉求。当前，由美、欧、日主导的全球21世纪国际贸易新规则正在逐步形成：在西半球，“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已经启动，意在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涵盖美国和欧盟27个成员国；在东半球，参与“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的国家已达到13个，就监督一致性、电信、关税和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已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就全球范围内，包括美、欧、日在内的21个国家开启的“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lurilateral Services Agreement，PSA）”即将正式上路。^[1]这些新的动向和趋势迫使中国必须尽快适应国际贸易新规则，进一步提高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如何融入国际贸易新规则，中国将面临严峻的“二次入世”挑战，上海自贸区的建成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竞争的能力和谈判的话语权。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愿望。近几年的世界经济状况及美元、欧元的剧烈波动表明，仅靠美元和欧元“两条腿支撑”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既不健康，也不稳定，因此需要“第三条腿”。知名金融专家、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表示，人民币最有潜力成为“第三条腿”。^[2]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开放早在1996年已经基本实现，但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始终徘徊不前，其障碍在于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迟迟不能实现，贸然开放所引起的国际资本的冲击带来的风险不可估计。但伴随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趋势，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不断扩充，人民币离岸市场雏形初步显现。自贸区的设立，将创造更多的途径引导人民币走出去和流回来，使上海成为境外人民币的“蓄水池”。

二 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解读及后续政策跟进

（一）《方案》梳理

《方案》提出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目标。一是要建成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