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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男,汉族,1950年2月出生,山东海阳人。1967年11月参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学... 详情>>
李 扬
  1951年9月出生,籍贯安徽,1981年、1984年、1989年分别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 详情>>
李培林
  男,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 详情>>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年度报告

    作者:陶一桃 李猛 出版时间:2014年04月
    摘要:本报告通过对可获取的最新统计数据的分析,力图展现中国经济特区的最新发展现状。为了与上年度报告相承接,本报告采用了与上年度报告基本相同的写作框架和数据分析指标。

    本报告通过对可获取的最新统计数据的分析,力图展现中国经济特区的最新发展现状。为了与上年度报告相承接,本报告采用了与上年度报告基本相同的写作框架和数据分析指标。

    一 2013年经济特区发展的基本背景

    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已进入一个重要转折的关键期,之前改革的制度红利已慢慢消失殆尽,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法律要素、经济要素、技术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生态资源)等诸多方面正面临着瓶颈和受到掣肘,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中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而经济特区在以上诸多方面的持续创新、发展和引领,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条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前行路径。

    就国内而言,经济特区在经济增速上日益呈现出结构性放缓的态势;其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受到巨大冲击,同时随着世界局部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和比较优势的空间区际迁移,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都面临着突破和调整的巨大压力,正经历着重要的转折。与此对照,就国际而言,世界比以往更依赖中国特区及其成功的经济转型,也更依赖中国来加强世界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互补性。特别是,世界不少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中国,向中国取经然后建设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如巴基斯坦、古巴和朝鲜等。

    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的新背景下,中国经济正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迈进。这需要从制度、体制和经济发展等层面不断推新,并形成彼此间良性、有机的互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断走向国际,从而在未来的开发开放中推进不同地区、不同层面、不同发展路径的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在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融合与发展。

    因此,在我们看来,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由此扬帆启航的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无独有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1]建立,是一个从经济体制到监管体制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制度架构的意义堪比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此外,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其致力于未来的开发开放中推进深港两地在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融合发展,联合深港共同构建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它们将为未来中国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断走向国际带来弥足珍贵的经验。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日益尖锐的诸多非均衡、非协调性问题,党中央正在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要素、经济要素、技术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生态资源)等诸多方面系统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举措。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处理好与之有关因素的协调性及匹配性问题,否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顾及社会发展、收入分配、区域发展及经济增长途径等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因素之外的诸多因素也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又可以起严重的阻碍作用。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是一种“局部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其他如“先经济增长、后治理污染”“先注重效率、后解决公平”“先发展经济、后发展社会”等也是这种发展方式的体现。事实表明,这种发展方式的确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均得到显著提高。然而,现阶段就要选择协调、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这是因为过去长期采取“非均衡”“非协调”发展的方式,积累下来了诸多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如不尽早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及改革开放事业将会受到严重阻碍,甚至会“前功尽弃”。

    在特定阶段内,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采用“先发展经济、后发展社会”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可能是有效的,但从现阶段来看,这种经济与社会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已不再具有长期的系统稳定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不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就是要全面、系统地来看经济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全面统筹并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其他各方面的关系。

    而由经济层面因素所导致的对社会和谐性的影响,最终还需要从经济领域本身来解决。也就是说,由于在经济制度或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