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说过，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增长期，城市化水平由2000年的36.2%迅速增加到2010年的49.9%，10年间城镇人口由4.6亿人增加到6.7亿人，增加了46.1%。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转化为城市人口，为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有力地带动了第三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在人口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土地的城市化水平以更快的速度增长，2000～2010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8.5%，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带来的交通拥堵、住房短缺、贫富差距等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界对于城市化成本的研究和思考。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就实施了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的城乡统筹。2007年6月，成都市又被国务院批准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到2010年底成都市城市化率已达到65.5%，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由提高城市化水平数量转向追求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阶段。通过城市化成本的研究可以理清成都市城市化过程中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并进一步通过对城市化经济成本构成结构和不同主体承受能力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制约城市化水平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为下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及其他城市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 城市化成本相关研究回顾

国内关于城市化成本的研究最早见于牛文元主编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城市化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定性角度探讨城市化成本构成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中将城市化成本划分为个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成本，个人发展成本又进一步分为基础成本、生存成本、生活成本、智力成本、社保成本和住房成本。^[1]有学者将农民市民化成本分为两类：一是私人成本，二是公共成本。^[2]有学者认为城市发展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行政管理成本、社会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四方面组成。^[3]还有学者从社会成本的视角将城市化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引致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又分为私人成本、公共成本和交易成本，引致成本分为外部成本、后续成本和代际成本^[4]。

（二）构建城市化成本的指标体系，并进行定量分析

依照“成本-收益”模型计算得出，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5]依据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广义和狭义两种尺度上对城市化经济成本进行调研测算，得出1995～2000年间从广义城市化成本的角度出发，重庆市城市化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为381亿元，从狭义城市化成本的角度计算重庆市主城区、郊区、郊县的城市化经济成本分别为19.7万元/人、12.7万元/人、6.9万元/人。^[6]对甘肃天水市的城镇化经济成本进行测算，得出1999～2002年间天水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所需要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31亿元，并从城市用地投资成本、市政设施投资成本、城市住宅投资成本和城市就业岗位投资成本出发计算狭义城镇化经济成本平均为4.27万/人。^[7]

（三）城市化成本其他方面研究

从城市化成本构成的角度指出，城市房价虚高是造成我国农民市民化成本高昂、农民市民化成本收益率规模递增以及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8]。通过对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建立在城市规模为解释变量下的农民市民化成本收益率模型，探讨农民市民化成本收益率与城市规模的关系^[9]。

纵观已有的城市化成本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层面，定量分析较少，且在为数不多的定量研究中，对城市化成本构成及指标选取没有形成统一标准，部分指标的选取缺乏科学性。

三 城市化成本的构成分析及测算

（一）城市化成本的构成分析

城市化必须支付成本。成本-收益理论认为，人口经济性流动是人们追求更大经济收益的行为过程，流动者通过实施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