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农业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农业污染主要是指农业面源污染，其破坏性不断增大，排放总量呈不断增长趋势，2010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源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3.7%、57.2%和67.3%。从某种程度上说农业污染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方面，是中国主要的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源之一，特别是已经成为中国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张维理等，2004；朱兆良等，2006；钱易、陈吉宁，2008；Chen et al.，2010；章力建、蔡典雄，2010）。

农业面源污染是世界污染治理的难题，是全球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Kronvang et al.，2007；USEPA，2009；Chen et al.，2010）。国内学术界对农业污染的关注多始于20世纪90年代（Zhang et al.，1996；张维理等，2004），随着中国的农业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才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和粗放农业生产方式背景下，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农业污染正逐渐成为最为重大和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而中国小农户生产形态使农业污染治理处于困境，长期以来环境研究领域和管理体系主要建立在城市和重要工业点源污染防治上，农业污染防控“边缘化”，总体滞后，尤其是诸多环境经济理论、工程技术措施及政策法规等不适用于农业污染防控。目前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运用环境科学等理论方法，从技术与工程层面上针对农业污染进行污染物监测及利用非点源污染模型评估等（EEA，2005；USEPA，2009；Chen et al.，2010；Shen et al.，2012），而中国农业污染防控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的综合集成研究。中国近年来开始高度重视农业污染问题，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的意见》“把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作为转变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指导思想，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把农村环境整治作为环保工作的重点，逐步推行城乡同治”，探索农业污染防治及农业绿色生态化发展路径和模式，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农村环境整治作为环保工作的重点”和“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乡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 中国农业污染现状

中国是化肥、农药、农膜使用量最大、利用率低和严重过量施用的国家，且施用量仍在迅速增长（见图1），其残留和扩散污染严重，致使大量耕地受到损害，耕地质量总体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农田氮磷流失是造成地表水富营养化污染、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主要原因（张维理，2004；朱兆良等，2006；Chen et al.，2010），并对当地、区域和全球范围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功能产生重要影响。目前畜禽养殖粪尿等废弃物污染量远远超过工业固体废弃物，而且无害化处理率低，绝大部分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化肥、农药的挥发以及秸秆燃烧和畜禽养殖废弃物加剧了大气环境污染，来自农业源的CH₄和N₂O年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80%以上，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

图1 中国1989～2009年化肥、农药及农膜施用量

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大量和不合理施用而导致的污染，是中国农业环境污染的主要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施用国、生产国和进口国，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见图2），2010年中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总氮（N）投入量为278.4千克/公顷，总磷（在此指P₂0₅，下同）投入量为134.5千克/公顷，两者分别是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同期平均水平的2.3倍、6.0倍、8.3倍、5.3倍、4.4倍和2.5倍、10.9倍、4.6倍、5.6倍、6.3倍，分别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4.1倍和4.6倍，而中国化肥平均利用率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1/2。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污染而设置的年化肥施用量安全上限仅为225千克/公顷。与之类似，2010年中国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量达到17.8千克/公顷，分别是英、荷、德、日同期水平的6.4倍、2.0倍、5.3倍和1.5倍，而且常规喷雾机具施药方法效率很低，从施药器械喷出农药只有25%～50%沉积在植物叶片，其余50%～70%的农药则以挥发、飘移等形式散失（袁会珠等，2004；王穗等，2010），中国平均每年消耗掉100万吨以上农药制剂，1亿吨左右的药液大部分流失到土壤和环境中，导致生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