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对其配套的行政资源有着极强的依赖性，行政资源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可替代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归并，获取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市低成本扩张、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已成为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如2001年杭州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撤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置萧山区和余杭区，这两个区并入杭州成为市区，使得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了“钱塘江时代”。2002年南京市也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原浦口区和江浦县合并设立新的浦口区，将原大厂区和六合县合并设立新的六合区，实现了南京从临江到跨江的飞跃。

事实上，安徽省行政区划调整的思考与实践由来已久。2003年，安徽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撤乡并镇”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有些县、乡的总数减少了2/3，各种费用和财政支出减少了上千万。2011年，安徽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芜马同城化、铜池一体化和跨江联动发展”。八百里皖江是示范区有别于安徽省其他国家区域战略发展规划的独特优势，如何做好“江”文章，利用好这珍贵的资源，对建好示范区至关重要。

一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现跨江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2011年巢湖市行政区划调整前，与全国27个省区相比，安徽地级单位无论是总量还是平均量都明显偏多，省辖市17个，仅少于广东省（21个）、四川省（21个），与山东省、河南省持平，并列第三。以土地面积为基准，安徽省平均每万平方千米拥有地级单位1.22个，仅次于江苏省，位列全国第二，该指标前五名为江苏省、安徽省、广东省、山东省、浙江省。苏、浙、鲁、粤是全国著名的工业省，发展阶段和水平大大领先于安徽省，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安徽省行政区划的不合理性。由此也说明安徽省行政区域规模偏小。特别是在皖江示范区，这个问题尤为明显。示范区设立之初计有10个省辖市，2个省直管集中区，共同挤在长江分割、巢湖分治的7.58万平方千米的狭小幅员上，面积最小的铜陵市仅为1113平方千米，是全省乃至全国土地面积最小的省辖市之一，这使得土地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最短板，其他资源要素受制于土地，效力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资源要素的浪费，“木桶效应”明显。这种管理幅度大，区域规模小的行政区划对示范区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第一，行政成本和协调成本较大。行政区划规模过小，相互间犬牙交错，导致行政壁垒较多，降低了行政运行效率，省级协调任务多、成本大。

第二，经济运行效率低。因投资主体和管理权限不同，隶属不同行政区域的道路、河流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被不同的行政主体所分割，容易形成各利益主体人为设置障碍，影响经济运行效率。

第三，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地级市过多，客观上造成了城市间互相争夺各种有限资源，甚至造成资源浪费，既不利于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也影响了城市功能和形象的提升，更影响到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如皖江南岸的芜湖、马鞍山两市就一直不能很好地带动北岸巢湖市的发展。

第四，生态环保开展不利。皖江南北分治明显，使两岸在防洪、防沙、防污等方面协调管理难度大。同时，由于生态保护工作投入大、收益见效慢，所以往往会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

第五，产业转移步伐受到拖曳。地级单位过多特别容易形成各地级单位及其所属的开发区之间在招商引资、土地资源、统计数字上恶意竞争，造成不科学、不合理的承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区域产业的整合、企业平均规模的壮大、消费集中度的提高以及要素资源流动。

相反，如果适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推进皖江跨江发展，能够给皖江示范区带来许多利好。

第一，有利于释放体制动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安徽省要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挖掘扩大内需中最大的潜力，就必须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聚集与辐射规律、梯度发展规律，力争在经济发达的几个市先行突破，进而带动其他地区实现梯度发展。如前所述，皖江示范区行政区划对生产力发展的约束明显，只有在这一地区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时进行区划调整，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体制动能，最大限度地改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状况，最大限度地推进安徽加速崛起，最大限度地为全国承接产业转移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