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是指对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认可、自愿服从与支持的性质和状态。它体现政治体系中最一般的“统治-服从”关系。对统治者而言，合法性意味着统治的权威，而对被统治者来说合法性则意味着服从的义务。一旦这种关系建立起来，就证明政治合法性的生成。当然，合法性程度的高低也决定着“统治-服从”关系的稳定性。从这一点上看，合法性其实不仅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且也是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因为只有在合法性状态下，统治的权力才能变成权威，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才能实现，分配的过程和分配的结果才不会引起激烈的冲突，这正是政治的现实价值所在。民主虽然也经常被看作政治发展的目标，但它在政治发展的目标体系中并不必然高于合法性，反而常常成为创建合法性的制度性基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主，其目的就是更多地获得民众的自愿认可与支持，提高合法性水平。

因此，每个国家都以各种手段力求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以降低统治的成本，提高效率，实现长治久安。那么，东南亚国家当前的合法性程度如何呢？它们的合法性基础哪些方面比较坚固和雄厚，哪些比较脆弱和短缺呢？本文首先介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及评价要素的构成，然后再考察东南亚国家当前政治体系在这些方面的主要表现，最后对当前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给出总体评估，了解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水平。

一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及评价要素

合法性既然是一种认可、服从与支持的性质与状态，那么这里就有必要追问一些问题，如“谁认可、服从与支持”“认可、服从与支持的对象是什么”“为什么认可、服从与支持”和“认可、服从与支持到什么程度”等。这些问题涉及合法性的主体、客体、基础与程度等方面，厘清了这些问题，就从根本上理解了合法性。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体系中，合法性的主体一般指被统治者，其是合法性的评价者。被统治者是个复杂的群体，必须对其进行进一步地解构，否则就无法解释某些合法性现象。因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常常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会用特定的价值观来评价其居于其中的政治体系。比如，有些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希望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而多数人主张政教分离；再如，知识分子的利益要求与普通民众的利益要求可能有很大差异，简单的物质供应往往不足以使知识分子长久地维持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正面评价。除此之外，社会上还有各种种族宗法群体、地域群体、方言群体、性别群体、职业群体等，他们还有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的差异，这些都会影响其合法性的评价标准。

合法性的客体是指主体所评价的对象，也就是说对什么进行合法性评价。从理论上讲，所有的政治现象都可能成为被评价的对象，但重点在于政府当局的运行状况，如它的产生、行为、执政绩效等。当然，政府当局的运行有制度的约束，有政治共同体作为运作平台，它们也会成为合法性评价的对象。不过，这三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主体对它们的合法性评价会从执政当局到政治制度，再到政治共同体依次进行。如果执政当局不发生合法性危机，人们可能不会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共同体进行合法性追问。

合法性的基础，即是合法性的来源问题，主要涉及被统治者对统治者“认可、服从与支持”的理由与依据。从总体上看，民众赞同与统治者建立“统治-服从”关系，根本在于统治体系能为民众提供安全、福利、平等、自由等公共产品，利用自身的权威来化解或缓和社会矛盾。这种基础以及民众的认可行为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表现出来，通过对其评估，基本上能测量出该政治体系合法性程度的高低。这些重要的评价要素包括：民主化水平、自由度、内部冲突及安全状况、收入与贫困度、公平度、政府官员的腐化程度等。

由于各政治体系的主客体结构不同，所生存的环境不同，就决定着其合法性的基础有薄厚之分，换句话说，“认可”“服从与支持”有程度上的问题，这正是本文重点要讨论的。统治者只有维持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其分配者的地位才能稳固。否则，如果合法性基础日益被侵蚀，一旦突破警戒线则势必产生合法性危机，分配者就面临被被分配者推翻的危险，除非分配者能维持高水平的暴力强制。

二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诸要素的表现

从地理上看，东南亚国家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