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也存在不少深层次矛盾与问题。西方有句谚语：“如果上错了楼梯，上得越快，离要达到的目标就越远。”要使新型城镇化真正成为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的最大潜力和最大动力，必须找准方向，用对方法，才能不走弯路，减少失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速度问题

全国各地在规划新型城镇化发展时，一般都设定城镇化率约束性指标。在约束性指标的倒逼机制下，容易揠苗助长，严重影响城镇化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不能贪大求快，一味地追求城镇化率，必须将提高城镇化质量放在首位，尊重规律，循序渐进。

城镇化是经济现象，必须服从经济规律。在纯自然的社会，每个人生产的东西自己消费，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很少有交易。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有了剩余产品，产生了交易，形成了市场，就产生了城镇或城市。所以说，城市或城镇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现象，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能盲目蛮干，人为地“造城”，必须实现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与新型工业化程度等相协调、相匹配。

新型城镇化绝不能冒进，要科学推进。“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心理预期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盲目冒进很可能走“回头路”。比如，拉美国家过快推进城镇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镇化率就超过50%，由此带来的“贫民窟”等一系列问题就是深刻教训。在这方面，欧美等西方国家推进城镇化的经验值得借鉴，其城镇化发展至今已历经四五百年，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自然规律、专业人才、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而我们国家真正的城镇化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目前52.57%的城镇化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意味着我们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但行政主导色彩较浓，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相对较低。应通过创新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考核体系，引导实现速度型城镇化向质量型城镇化的嬗变。

制约新型城镇化推进的三大因素。从地方实践看，目前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摊子大、占地多、不实用、耐久性差、城市病”等突出问题，或多或少与下面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对城市（城镇）的理解不够深刻。比如，从城市（城镇）规划到建设、从建筑材料到技术水平的认识，不如西方发达国家深刻。有的地方组织去国外学习，由于时间较短，再加上很多接待单位并不专业，对一些事情理解深度不够，回来后做出了大量形似而神不似的东西。二是建设城镇化的经验不足。比如，对城市发展的规模多大较为合适、对用地规划在城市交通中的决定性作用认识滞后，在构建城市产业结构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等方面缺乏经验，以致“大城市病”暴露才疲于应付，错过了“风止于青萍之末”的最佳时期。三是城镇化建设的专业人才奇缺。以长沙为例，恐怕真正熟悉城市规划、懂建筑设计、懂建设管理的专业人才是非常有限的。

二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

政府和市场，是城镇化不断演进的两股重要推力。目前，“看不见的手”作用发挥不够，“看得见的手”闲不住，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政绩冲动强烈，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必须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两只手”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中政府主导非常重要但不能越位。新型城镇化中的政府主导，应体现为尊重市场的决定性地位，在市场机制缺失时充分发挥纠偏、补位等功能，形成正向引导。政府要做的是严格加强城市规划和管理，创造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到城镇落户，为农民进城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和更好基本公共服务，具体的经济活动则应交由市场主导。

充分发挥市场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应该是“市场的城镇化”，而不应该是“市长的城镇化”。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的力量，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促进要素向城镇流动和集聚。特别是要利用经济杠杆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最大限度地提升土地、资金、人才、生态环境等要素资源的效益和效率，以市场之手推动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

要特别警惕领导主导型的城镇化。一种是，换一届领导就换上新思路、新做法，“一个和尚一本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