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研究者来说，2009年是十分有趣和值得分析的一年。这一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许多大事，有的暴露出国际关系里深层次的结构性难题，有的显现出真正的“危”中之“机”，有的则揭示出未来发展的某些不确定因素。以下对这些大事及其趋势略加梳理和分析，看看它们的表征及含义。

一 全球经济危机

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如果从2007年夏天的爆发算起，到现在已延续了两年多。假使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为最严重的时刻，这场大危机导致的美国及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衰退也超过了一年。不用说，它对于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和其他领域都有巨大的冲击，人们目前甚至还没有可能充分估计具体的损失和影响。不论从时间长度计算，还是从严重程度、危害范围考量，它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

就笔者的观察，在2009年10月初，虽然大体可以说这场危机的最糟糕时段已经过去，未来一段时间不再会有大规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清算倒闭，但充其量世界经济现在也仅处在缓慢回升的爬坡状态，离完全复苏至少还需要一到两年时间。站在国际政治和安全的角度看，这段时间也是全球危机的另一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危机在政治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冲击影响可能扩大和持续发酵，带来各种消极后果，此起彼伏的裁员、示威和冲突超过往年。在政治方面，由于公众的不满，近期有不少国家发生了政权更迭，比较有影响的如美国奥巴马对布什的胜利，日本民主党对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替代，以及希腊在野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对执政的新民主党的选举胜利；公众用选票表达了对危机深化的担忧、对现政府的不满和改弦易辙的愿望。社会方面的后果，在发达国家突出表现在全球范围的失业人数增长和相应的社会后果上；在一些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体现在饥饿人口的增加。2009年全球贫困人口可能达到史无前例的10亿人之众，为和平年代的世界增加了更大的冲突压力。心理方面的冲击，主要体现为许多国家对于传统发展模式的破灭感，对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全球发展主要引导力量的失望，以及对于持续不见底的危机进程的担忧。

危机也是对分析者的重要考试。失业人数的增长和就业问题的严峻化，是经济危机的结构性后果之一，在全球各地都有反映。比较各国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应对方案及其成效，就是理论性和现实性兼具的课题之一。社会政治的动荡在近期的加剧，同样是世界范围的现象，是对各国执政党和领导人的稳定中求发展方略的最大挑战之一；2009年也是应验这方面的思考与政策建议的合适时段。贫困化引发的热点冲突，或者在美国自顾不暇的时刻它的敌手和潜在挑战者制造的新的安全麻烦（如核扩散趋势和恐怖主义活动），以及传统地区热点的拉锯战，在经济困难年代都可能有不同于常规条件下的表现。研究这些问题不是易事，但却是不能回避的研究任务。

国际社会正处在艰难复苏的阶段，似乎现在就来谈论危机的教训略早了些，但人们至少可以说，这场大危机深刻揭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制度的重大缺陷。比如说，它告诉我们，指望华尔街的巨头们的自我克制是靠不住的，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并提高其透明度，让那些获取高额利润的公司和主管承担失败的风险责任；它还教育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政府可能因为监管不力和政策设计失当，而给其他国家及人民造成可怕的损失，虽然直至今日人们尚未找到防范和预警美国政府失灵的有效办法；它同时说明了一个道理，并非只有亚洲、非洲或拉美国家或转型国家会出现金融危机，比起非西方世界的经济震荡，西方三大经济体同时发作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和深远——记得十多年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曾经指手画脚式地热衷探讨为什么拉美国家会发生持续的经济动荡（有些美国媒体称拉美军人寡头治理方式难辞其咎），为什么亚洲一些国家会形成区域性的金融风暴（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现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当家人及其辩护士检讨自身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总结教训、破除迷信的时候了。

假使这次危机多少能够改变（或影响）华尔街的赚钱方式，假使它多少能够转变（或扩大）经济发展的“华盛顿共识”的单一路径，假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