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同伊拉克的关系，始终牵动着海湾地区的稳定，无论是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同波斯王朝的争斗，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还是近年来伊拉克局势的发展和伊朗核危机的走向。作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接触地带，两河流域从来都是地区大国和外部势力争夺地区主导地位的竞技场。

在伊朗核危机逐渐走向不确定的最终解决，而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陡然加强的情况下，对伊朗问题中伊拉克因素的梳理似乎是有必要的。

一 伊拉克国的产生及其同伊朗关系的先天缺憾

尽管伊拉克被普遍认为是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传承者，但这个国家的历史却不足百年。伊拉克的土地，曾经是古巴比伦王国的东半部国土、波斯帝国的中心地带、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核心区域、蒙古帝国的西端领地和奥斯曼帝国的东部省份。

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后的衰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解体，彻底打乱了中东的政治版图：土耳其人回归发祥地，奥斯曼帝国兴盛时期征服的土地被分成几十个新国家，这些国家有些是故国光复，也有些是英法委任统治者人为制造的，日后中东地区的绝大多数冲突都可以归结为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遗留问题。

伊朗同伊拉克的关系则更复杂一些，历史上长期处于波斯人统治的伊拉克面临着什叶派人口众多、很容易受到同样属什叶派的伊朗的影响，巴士拉省什叶派国民亲伊朗的倾向对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今天伊拉克的版图，大体上是奥斯曼帝国东部的三个省份，即巴格达省、巴士拉省和摩苏尔省。无论是区域划分还是人文特征，这三个省都同今天的伊拉克三派控制区基本一致。

英国和法国是战胜奥斯曼帝国的主力，两国外长在1916年签署了瓜分原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地的《塞克斯—皮科协定》，这一瓜分得到了战后“凡尔赛体系”的确认，国际联盟分别授权英法对这部分土地实施“委任统治”。法国在其统治区内制造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国家，英国在其统治区内制造了更多的国家。

伊拉克则是英国和法国联合制造出来的国家。

根据《塞克斯—皮科协定》，奥斯曼帝国的摩苏尔省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但签约不到两年，英国就向法国提出了转让石油资源丰厚的摩苏尔省统治权的要求，交换条件极其复杂，甚至涉及双方在欧洲的石油利益和战后整个阿拉伯世界政治版图的划分。

1920年8月，土耳其国民政府同协约国签署了《塞夫勒条约》，同意将摩苏尔省并入美索不达米亚（即巴格达省和巴士拉省），组成一个受英国监管的名为伊拉克的新国家。

英国和法国的安排不仅使得阿拉伯领袖侯赛因236633的志向彻底破灭，也违背了拥戴侯赛因的巴格达民族主义者的意愿。巴格达省的逊尼派和巴士拉省部分什叶派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联盟”，要求立即独立，拥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为王，实施君主立宪，遭到英国拒绝，联盟发动的武装起义也被严厉镇压。1921年3月，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选择了一个两全方案：将被法国人赶走的侯赛因三子费萨尔236634请到伊拉克即位国王，立阿卜杜拉为外约旦国王。5个月后，费萨尔在巴格达即位。

表面上看，奥斯曼东部三省独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得到了三省上层人士和一般民众的支持，三省建国后同伊朗的关系也仅仅是奥斯曼帝国同伊朗关系的延续。但实际上，无论是伊拉克国的内部派别协调问题还是同伊朗的关系问题，都远比奥斯曼时期复杂。

首先，在奥斯曼时期，尽管摩苏尔省的库尔德人、巴格达省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巴士拉省的什叶派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立，不断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在帝国的总体调控下，局面是可控的。三省建国后，各方利益在相对封闭的空间进行的角逐反而变得难以调和了：库尔德人反对阿拉伯人的控制，分离情绪有所抬头；什叶派不满逊尼派的主导，亲近伊朗的倾向势不可挡；受到英国监护且身兼逊尼派和“外来君主”双重身份的费萨尔国王很难平衡各方。

在同伊朗的关系上，伊拉克面临的困局更是无法摆脱：双方边界自奥斯曼帝国早期就开始纠缠不清，时常爆发领土拉锯战和边界冲突，几百年来签署的多项边界协议被一再推翻、调整；尽管伊拉克处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范畴，但其南部地区却是波斯国教什叶派早期活跃地带，什叶派最主要宗教圣地大多在伊拉克境内，波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