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9月，笔者参与的两个活动隐约间揭示了本文将要表达的主题。（1）8月24～26日，南非总统祖马访问中国。笔者在随后的《环球时报》（英文版，2010年9月2日）论坛上就此次访问的宗旨和意义接受了记者的专访215139。笔者认为，南非总统祖马访华，一为扩大和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二为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政治和战略关系，并希望成为“金砖四国”215140俱乐部的一员（2010年底中国外交部宣布吸纳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机制的消息证实了笔者的这一判断）。（2）9月14～15日，在京参加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德国卢森堡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题为“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来自德国、英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学者一起热议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这已是笔者连续三年参加上述两机构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前两届的研讨题目分别是“中国的发展：世界的挑战还是机遇”和“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模式的改革与竞争”。无疑，从最新一次研讨会的选题即可感受到，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亚非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接近和战略合作，并从全球治理的边缘地带向中心转移。

一 从万隆会议到第二次亚非会议：风雨50年

亚洲与非洲两大洲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可以回溯到1955年的第一次亚非会议215116（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史称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聚首万隆，讨论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以及反帝反殖事宜，并由此走上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由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为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会议上，针对一些与会国因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看法不同而掀起的争论风波，周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认为亚非国家如果“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215117。对事物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也“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215118。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会议高举和平、团结、反帝、反殖、友好合作的旗帜，在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加强了亚非国家的沟通和理解，并发表了著名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215119以及反帝、反殖、促进亚非团结、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呼声。

这次会议还为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开启了中非政府间交往的先河。亚非会议后的第二年，埃及就毅然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与我建交，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影响深远。此后，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几内亚、马里、索马里等国纷纷与中国建交，使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目在短短5年内从亚非会议前的零一跃为1960年的8个（1965年底又增至19个）。万隆会议之后，亚非等发展中国家原本打算在1964年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但因拟定的主办国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变、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以及苏联“变修”等各种因素，致使会议一直没有召开。没想到的是，这一停就是50年。直到2005年4月22～23日，第二次亚非会议才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

亚非会议之所以在时隔50年后再次召开，自然是出于形势变化的需要。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亚非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则是南北差距的扩大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对亚非国家发展空间的打压。为加强亚非国家间的发展合作，抱团取暖，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如胡锦涛主席在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幕式发言中所指出的，发展是亚非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亚非两大洲，地域占世界的一半，人口占世界的3/4。没有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发展215120。

第二次亚非会议由南非与印度尼西亚一道联合发起。早在2002年11月在金边举行的第八次东盟首脑会议上，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就首次提议重新构建亚非合作框架，加强两大洲之间的合作。时任印度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