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环节，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措施，其制度化建设直接关系到金融业整体的安全和稳定。本次金融危机凸显了金融监管协调的重要性，危机以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已成为国际共识和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仍面临来自法律、制度、目标、信息、执行五个层面的现实问题。2013年8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由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1]制度正式建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体制建设开启了新的篇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明确提出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借鉴国际成熟经验，推进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以本次金融危机为界，对比分析了危机前后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演进历程，在总结国际经验及启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前期探索历程和存在问题，对推进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提出建议。

一 危机前后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演进历程

此次金融危机前，主要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构建了各种形式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本次危机充分暴露出了原有体系的缺陷。危机以来，为更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经济体相继修复了原有体系的制度性缺陷。

（一）危机前各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基本情况

美国“双层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相对较为复杂，涉及联邦和州两个层面的多个监管主体，自然面临多重目标的协调问题。为统筹协调各监管主体开展监管工作，美国早在1978年通过《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利率管制法案》^[2]，并于1979年3月10日成立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ed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s Council，FFIEC），主要成员包括货币监理署（OCC）、美联储（FED）、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储蓄机构监管署（OTS）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统一的监管准则和报告格式，如制定“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包技术服务的风险管理指引》^[3]等。但是，这种监管协调体制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获得法律授权的牵头者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负责，导致面对危机时各机构间的协调没有法律约束力，延误了防范和救助时机，最终带来灾难性后果。

英国自1997年起建立由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和金融服务局（FSA）组成的“三方”（Tripartite）金融监管体制，协调机制主要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MOU）来实现。此次危机显示“三足鼎立”的局面带来的问题是应对危机时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任何一个主体能够具备足够的权威和手段来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即从整个金融体系角度实施监测、识别潜在风险以及采取协同措施。英国财政部于2010年7月发布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方法：判断、焦点及稳定性》白皮书^[4]指出“三方”体制存在固有不足和缺陷：FSA被赋予所有的金融监管职责，小到商业街金融顾问的客户行为监管问题，大到全球大型投行运行的安全与稳健问题；英格兰银行虽然名义上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和义务，但并没有授予其履行职责的工具和手段；财政部拥有维护总体法律和制度框架的职责，但未明确其在危机中有效防范数百亿英镑的公共资金处于风险的具体安排。

欧盟金融监管危机前是在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下展开的，因不存在统一监管机构，具体监管由各成员国来实施，欧盟委员会负责各成员国的金融监管协调工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欧盟监管协调主要依靠四个谅解备忘录。第一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于2001年，主要用于在处理银行流动性或偿付能力问题时，加强各国银行监管者和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传递。第二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于2003年，仍旧是用于各国银行监管者和中央银行之间，目的是确保欧盟和国家层面上建立系统性危机的早期评估体系，包括制定原则、程序和信息要求等。第三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于2005年5月，范围扩大到各国银行监管者、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目的是促进危机管理的合作和信息共享。第四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于2008年6月，进一步将2005年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扩展至跨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处理和解决方面的协调合作。谅解备忘录对于原本分散的欧盟金融监管体系的约束力不强，不利于识别和解决系统性风险；分工不够明细和协调范围不够广泛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