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我国银行业的垄断问题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技术创新和开发金融新产品的动力，导致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效率低下，极大地降低了竞争力。银行业的垄断也导致金融资源配置低效，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据相关部门统计，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直接或变相收取的手续费就有3000多项，这直接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如今，利率市场化取得了历史性进展，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门槛逐渐降低，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正在深度推进，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领域的反垄断，尤其是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垄断行为的规制，势在必行。

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反垄断法》出台后，鲜见反垄断执法机构对银行业涉嫌垄断的行为有所行动，原因主要在于立法层面上——我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权责界定不清，造成两者管辖权的交叉重叠，两个机构相互推诿，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造成管辖困境。因为银行业垄断较之其他行业具有高风险性、高专业性等特征，所以在对此类垄断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时，监管机构比反垄断机构所掌握的知识更多，具有明显的信息数据优势，因此对个案的调查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反垄断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关系问题，包括在理论上两个机构的管辖权划分，与实践中两个机构的协调配合，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应该更客观合理地规制银行业的垄断行为，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更好地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达到提高社会总福利的目的。

二 文献综述

Stigler（1971）与Peltzman（1976）首先讨论了监管者有偏向性的情形，认为企业可以比消费者更容易地对行业监管者施加影响，导致在监管者的目标函数中，生产者利润的行业偏好权重比消费者剩余的大。Noll（1971）认为监管者会最小化与其有相互影响的机构的冲突，意图使其监管决策不被推翻。监管者将提高其他机构在调查中的参与程度，或者策略性地做出更优决策。Martimort（1999a）讨论了行业监管者逐渐被企业俘获的动态情形。Yackee（2006）与Holburn和Vanden Bergh（2006）提出了相关的经验证据。Farrell与Katz（2006）分析了具有消费者偏向的竞争监管机构的情形。Dewatripont与Tirole（1996）认为监管者的偏向是一种有效处理监管者承诺缺乏的方式。Martimort（1999b）认为多监管者通过使监管者与企业间的重新谈判变得更难而缓和了承诺缺乏问题。Barros与Hoernig（2008）分析了同一行业两监管者间的相互作用，得出了两机构间的合作或竞争关系决定了两机构共同实行监管的结果。Bulow（1985）认为当两机构是合作关系时，他们的投入是策略互补的；当两机构是竞争关系时，他们的投入是策略替代的。Martin（2000）认为行业绩效的好坏影响了投入此行业的监管成本。Sah与Stiglitz（1995）分析了机构的决策质量，决策质量服从于机构犯错的概率，此概率是外生的，而Gehrig（2004）与Barros和Hoernig（2008）认为机构犯错的概率是内生的。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大部分从法学视角进行研究，强调两机构间的协调合作，专门对银行业中两机构关系的研究甚少。

三 理论模型

1.基本假设

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特定市场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即W=S+∏，假设只存在两个监管机构，机构1和机构2。假设两机构的行政级别是平级的。S和∏分别代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利润。

机构i的收益为：

U=S+λ∏（1）

λ代表了机构i的“偏向性”，当λ=1时，此机构的偏向是中立的，其监管目标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λ＞1时，此机构偏向于生产者；当λ＜1时，此机构偏向于消费者。这种“偏向性”来源于机构的原则或人事方面的选择，也可能来源于利益集团的游说。

假设存在两种情形：“违背”与“不违背”。“违背”概率为π∈（0，1），此概率是外生变量，是两机构的共同知识。当且仅当监管机构得出企业是否“违背”的真实值时，监管才是成功的。如果真实值是“违背”，监管机构将实行“修正”；如果真实值是“不违背”，则监管机构不作为。如果他们得不出究竟是“违背”还是“不违背”的真实值，则假定“不违背”。

任一市场存在三对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利润：

a.（S_V，Π_V），V代表竞争规则的违背；

b.（S_R，Π_R），R代表“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