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政治最重要的事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它奠定了中国政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方向。对于慈善事业而言，2013年最具有标志性的社会事件是雅安地震救灾，在雅安抗震救灾这个大平台上，呈现出公益组织前所未有的理性、有序、高效工作的素质。来自灾区和全国各地的草根组织、行动网络、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大学乃至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实现了各种层级、各类领域的联合作战。志愿参与、跨界合作、联合行动、策略联盟构成了理性公益的新局面，它与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的悲情公益不同，体现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在转型和成熟。公益转型在推动社会的转型，成熟理性的公益也在造就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2013年政府改革和民间转型交织在一起，使得公益慈善正从计划慈善走向公民公益，使得社会力量的兴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从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开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一直在加速。在2008年之后，公益慈善界出现分化与重组，原来小圈子的公益世界逐渐被打破，社会各阶层开始卷入。2010年以基金会为龙头的本土公益价值链开始形成，但是，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界却经历了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行业公信力危机，全社会开始对官办慈善组织进行反省和问责，公益慈善日益往民间倾斜。2012年中国公益慈善界进行整体突围，整个公益界呈现出跨界合作、策略联盟和专业转型的新趋势，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公益开始崭露头角。虽然国家的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全民公益的趋势一直延续到2013年。在2013年，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改革政策终于出台，同时自下而上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转型实践也终于能和政府的社会组织的改革共舞，汇聚成推动中国公益慈善新时代到来的强劲动力。这个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是自上而下的计划慈善正逐渐被上下互动的公民公益所替代，来自民间或者民间化的公益慈善组织及其创新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军。

一 政策转变：扶持与激活

最近几年的中国慈善事业改革主要集中在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方面。我国的官办公益慈善组织是从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的，这些非营利组织设立后，往往由政府领导人担任负责人，由编制部门核定编制，由组织部门任免干部，并设置了一定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这样一来，官办慈善机构从一开始就处于政社不分的状态。这些由党政机构主导下兴办的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着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容易滋生腐败等弊病。受郭美美事件等官办慈善组织丑闻的影响，当前社会公众对红十字会、慈善会等政府举办的公益慈善机构普遍缺乏信任，官办社会组织去行政化逐渐成为改革的共识。

2013年，中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官办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会直接触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大部分官办组织长期以来过度依赖行政体系动员和行政资源赋予，缺乏独立的社会资源动员和项目运行体系。如果切断这些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的联系，而它们又没有能力从社会上获取资源的话，它们将很难逃脱被淘汰的命运，所以不少这类官办组织都拒绝改革。2013年红十字会继续遭到媒体的质疑，同时连带新成立的红十字会监督委员会。而红十字会监督委员会部分委员提出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也遭搁浅。这些都说明改革官办慈善组织的艰难不易。这个时候，决策者意识到改革政策如果往民间公益组织倾斜，推动民间公益组织发展壮大，形成倒逼体制，反而有可能从外部推动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中国的公益慈善政策改革在扶持和激活民间公益组织方面有了重要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注册登记制度的改革、慈善资源市场的国退民进以及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上。

（一）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制度改革

2013年，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莫过于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制度改革。长期以来，中国的大量民间公益组织由于双重管理体制而难以登记注册，从而在现有体制中缺乏正当性，这已成为阻碍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首要障碍。“双重管理”体制是指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是各级民政部门，但在登记之前需要首先自行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但相关职能部门出于规避自身风险的考虑，往往不愿意充当社会组织的“婆婆”，这就导致我国大量公益组织处于“非法”行善状态。经过2009年以来的多地实践和探索，年初，国家发展与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