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是相互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或祖源的人群。学界一般认为，族群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单位。一方面，族群具有客观的“文化”内涵，诸如共同的体质、血统、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另一方面，族群又属于主观的认同范畴，扮演生态性资源竞争环境中的“工具”角色，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和资源分配、分享关系的改变，必然造成个人或族群的认同变迁，发生族群边界的游移与变迁192999。从某种意义上讲，族群研究就是边界研究。边界论提出者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巴斯教授认为，族群研究——即是要站在族群成员的主观立场，研究由其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人”“我”分类、互动关系，以及视环境而定的族群边界的维持与变迁193000。边界理论往往运用于历史长时段的族群关系研究。

东南亚即东盟十国包括现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无一不是多族群的国家。历史上，来自中国、印度、欧洲、日本、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加上族际通婚和多姿多彩的土著人口，构成东南亚国家族群的多样性。华人作为其中移居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和以商贸著称的族群，已深嵌于东南亚社会经济结构之中，构成当地多族群社会中的“华族”。研究华族自身以及华族与其他种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构成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的基本内容。

然而，华族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族群实体，同许多复杂的族群单位一样，其内部也存在着亚族群的分化。其中最基本的分化，当属方言族群的分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方言曾经作为华人重要的人群识别工具，划分着“我群”和“他群”的边界，构成方言群社会。用东南亚华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帮”，分为福建帮、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海南帮等。在帮群鼎立的时代，每个华族成员都当然地拥有一个帮群身份，他们作为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海南人等，由于天生祖籍不同而获得了群体与生俱来的成员资格。虽然不是绝对，但就普遍性而言，帮群归属也影响着帮群成员可能分享的社会资源，这不仅包括经济谋生的手段——职业，也包括教育、医疗、宗教信仰、身后营葬等社会服务体系及权力分享关系和话语权，在社会竞争中，强势族群往往占据优势，形成华人族群的结构性不平等，出现族群分层。华族历史上的这些鲜明特征表明，在华人社会内部存在着清晰可辨的帮群分野。

本文提出：由帮或方言族群所构成的华人社会内部族群分野，可称之为“内边界”；而在一个大的社会中，华人族群必然与其他种族发生关系，形成边界，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分界，构成华人族群关系的外部边界，这可称之为“外边界”。华人族群关系的演进，也就围绕着内边界和外边界而展开。“内边界”和“外边界”分析架构的提出，旨在分析此一历史进程。

本文研究的起点，是内边界。族群关系研究的是，一个多族群社会中各个族群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如何共同生活和相互影响。族群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冲突和融合。纵观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之冲突与融合，经历了一个以内边界为主向以外边界为主的演变。欲理解此一问题，首先必须清楚：华人如何在历史以来的“中国—南海”贸易中一以贯之地扮演着重要的商人角色，而这一传统的商人角色又如何在数百年殖民统治时期，在一种特别设计的殖民地经济结构中得以延续和强化。至于前者，将在本文第一部分中结合论析。后者业已有事实证明，华人如何被刻意地安排，作为经商的“中间人族群”，充当着土著和西方大商人之间的贸易中介，服务和从属于殖民地经济体系，从而形成“白人—华人—土著”的族群分层193001。重要的是，这种族群分层是实行种族分离的。J.S.弗里瓦尔对此有一段经典描述：“这个人种混杂的社会，欧洲人、华人、印度人和土著人居住混杂，但相互并不融合。……作为个人，他们有时碰面，但这只会发生在做买卖的市场上。在这个多元社会里，不同种族的人在同一政治框架内相互独立地毗邻而居。”193002与其他种族人口鲜少往来，使这一时期华人族群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内边界华人帮群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上。

星移斗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势力退出，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建立，“白人—华人—土著”的族群分层，迅速为“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