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校关系重建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跨世纪话题。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新型政校关系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此后，国家先后召开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展探索，但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问题依然严重。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在上述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多地进行了不懈探索，努力重塑政校关系，创造了许多经验。梳理各地历年来的探索历程，有助于我们对新型政校关系有更清晰的认知与期许。

一 政校关系重建的地方探索

各地在重建政校关系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些有效的做法，如政府简政放权，大量减少对学校不必要的检查、评估，校长可任命副校长和中层干部，公用经费的使用由学校做主；按照“政府投资、专家办学、行业监管、中介评价”的思路，推进管、办、评分离，建立了权责明确的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等。教育局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服务，如制定规则、搭建平台、组织评价、调配资源等。自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多次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全国各地政校关系的正向变革有望更趋活跃。

1.大力简政，减少对学校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由于教育行政干扰过多，校长往往疲于应付各种会议、检查，很难静下心来研究学校发展。校长们对此颇多怨言。针对这个问题，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大力简政，减少对学校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如山东潍坊市2004年全面取消了直属事业单位面向学校的行文权、召开会议权和达标验收权，以减轻基层负担。为此，潍坊市教育局将召开会议、检查评比、用人管理、财务管理和教师培训实行归口统一管理。

2012年，四川成都市郫县创新学校管理体制，在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建设“自主管理试点校”。没有学校邀请，教育局相关科室不能到试点校检查工作，教育局召开和举办的各种会议、活动，除注明所有学校参加的外，试点校均可选择不参加，要求上交的各种资料也可选择不上交。

江苏镇江市为进一步简政放权、充分调动中小学校长的办学积极性，于2013年初对全局性会议和重大活动实行“扎口管理”，凡可通过电话通知等方式解决问题的，一律不开会；时间相近、议题相关的会议，一律合并召开；对各种检查评比“扎口管理”，整合进行，凡局以上部门没有文件规定和明确要求的，各处室均不得开展全系统性的检查评比活动，确保校长能集中精力专注学校工作。

2.还权于校，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政府应摒弃“全能主义”观念，树立“有限职能”观，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把“不该管”的职能（如学校内部一些具体的人事安排）坚决下放给学校。

早在2001年，山东潍坊市就进行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把高中自主招生权、中层干部和教职工的聘用权、学校经费的使用权、教职工的收入分配和考核的权力等还给学校。其中，潍坊市坊子区的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任期制，教育局只对理事会决定聘请的校长登记备案；教育局不再考察、任命学校副校长和中层干部，各校副校长和中层干部由校长组织教师考察，实行校长聘任；校长根据学校年度预算，可自主支配学校经费开支；校长可根据学校的传统、资源、优势，选择学校发展特色，教育局不再平行推进学校的发展；面对多层次的培训，学校干部和教师可根据培训的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等自主选择。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则在2005年2月的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五还给”理念——“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教改还给教师，把学校还给校长，把质量评估还给专家，把教育评价还给社会”，教育局从学校的微观管理退出，从教育局办学向学校自主办学转变。同时，成立社会参与的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把教育评价权还给社会，对学校进行民主管理、监督和评价。教育行政部门则主要负责政策制定、宏观调控、经费保障和监督检查，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江苏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