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3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达到699万人，2014年毕业生的数量将达到727万人，2012年我国高校在校生数为2536.5万人。另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根据最新统计，2003年上海、北京两地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超过了50%，在全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通过大学扩招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已见成效。但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也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比如就业难、教育质量降低、个体教育收益率下降以及教育公平等问题。因此，分析高等教育普及化导致的负面影响，进而找到导致负面影响的根源并提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对于促进高等教育普及化下的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梳理国内文献可知，国内学界关于教育普及化与教育公平的研究较为局限。部分研究偏重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另一部分研究偏重于教育公平，关于高等教育普及化下的教育公平的综合分析较少。彭拥军针对高等教育信号标志变迁进行研究，指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是逐步脱离精英化教育的过程，高等教育普及化利弊共存。^[1]李瑞阳等剖析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2]许艳分析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关因素。^[3]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国内学者以杨东平教授为代表，主要针对我国教育公平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阶级差异进行分析，并对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原因进行探讨。^[4]吴立保从制度设计的视角分析了高等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5]徐国兴则从现实问题出发分析高等教育公平。^[6]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是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教育公平的研究需要分析教育的大环境。本文将从高等教育普及化大环境出发，基于个体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分析探讨高等教育普及化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教育公平标准是水平公平，即相同能力者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

本文将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划分为四个类型，具体如表1所示。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经济水平和自身能力，经济水平和自身能力是影响学生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经济水平和自身能力是相对的，经济水平影响学生对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自身能力是中国高考制度下决定学生群体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会影响学生对教育收益的期望。

表1 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群类型

二 高等教育普及化对高等个体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本文探讨的重点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对个体教育收益率的直接影响以及其进一步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探讨基于理性人、有效市场、自由市场三大假设，即指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行为是理性的，投资者可以获得充分的信息，市场不存在壁垒，唯一调节流动的因素是回报率。理性人假设是学生做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决定的根本所在；有效市场假设是测量高等个体教育收益率的理论支撑；自由市场假设保证了学生在放弃高等教育投资时能够投资其他领域并获得相应的收益。

教育的投资需要一定成本，同时对于未来也有一定的期望收益。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直接结果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增加，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供给增加，必然会影响个体的高等教育收益率。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下，高等教育供给增加将导致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下降。根据希腊经济学家萨卡洛普洛斯统计的数据显示，在教育普及化提高的这几年，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在逐年下降。横向比较而言，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也即是教育普及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回报率较发展中国家低。奥马尔针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研究同样获得这一结论，即美国的高等教育个体收益率在下降。但是考虑美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在降低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保持不变，美国高等教育收益率下降并不明显。^[7]纵向比较而言，根据何亦名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在2004年至今呈现下降趋势。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从1999年开始，2004年正是高等教育扩招后大学生毕业第一年，这一结果佐证了高等教育个体收益率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而下降。^[8]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过程也是个体教育收益率变化的过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的需求不同，相应的需求将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普及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产业升级、人才流动，从而加大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进而促进教育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