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镇化发展的理念转变

（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胡鞍钢认为，我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触顶，进入了增长阶段转换期；刘树成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新阶段；未来5到10年，我国经济将从过去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逐步转向“结构性减速”轨道；在这一阶段，既是比较艰难的爬坡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关键的起飞阶段。蔡昉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经济增长需要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迟福林认为，我国已经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需要着眼于构建消费大国，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然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具有多元特征。余斌认为，我国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迈向工业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上等国家的阶段；厉以宁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双重转型阶段，首先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其次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两者目前交叠在一起，这在全世界上是没有的；林毅夫认为，中国目前处于两个转变的阶段：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继续往高收入国家的转型；曾培炎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概括为，经济进入“转型期”、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改革进入“攻坚期”、增长进入“换档期”；段炳德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具有五个特征，即从注重速度向注重质量转化、从投资拉动型向全面拉动型转化、从工业引领向四化并举转化、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化。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可以用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来表述。中国在2001年成功摆脱了“贫困陷阱”，走出了人均1000美元的低收入阶段，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达到中下等收入水平；到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实现了第二次飞跃，成功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要发展成为高等收入国家，实现第三次飞跃，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中等收入阶段，必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例如，胡鞍钢将“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象概括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10个方面；郑秉文认为，在中等收入阶段会面临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资产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杀陷阱等；李月等认为，现有文献以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机制为核心形成两种基本视角：一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代表从突破制度约束刚性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解决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二是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从摆脱增长机制锁定的视角，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1]由于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依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条件，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径，对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对于高品质制度体系的形成也具有倒逼和诱致作用，因而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田雪原认为，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首先避开“人口城市化陷阱”。田雪原认为，要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方向、速度、结构和质量，一要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节奏，二要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规模和结构，三要把握好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和相关体制改革，要从过去片面重视城市发展转变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刘伟认为，潜在的城市化空间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刘伟认为，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进程已经进入了加速期，城市化规模提升和城市化质量改善空间巨大，不仅使更多的农村人口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现代生活，创造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动增长，而且使经济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从传统方式转入现代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这本身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刘志彪分析了城镇化对于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产业转型升级道路选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发展与调整、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即在发展中实现产业转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