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基本问题与理论分析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和农民工的产生

以蔡昉（2001）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相应体制是农民工产生的深层原因。陈浩（1996）从“推力－拉力”角度解释农民工产生的原因。辜胜阻、刘传江（2000）和钟水映（2000）等人分别从农村和城镇两个方面，分析了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社会经济背景，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紧张的人地关系、粮食的增产、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给农民流动创造了动力与可能，同时，城镇的初步开放吸引了农村人口流动，地区间发展差异加大了人口流动的势能。杨云彦（1999）认为投资倾斜是劳动力跨区流动的重要导向因素，并实证分析了投资对劳动力流向牵引的效应。徐维祥、唐根年（2004）认为产业集群所导致的农村跨省流动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同时产业集群成长支撑着农村劳动力的稳定转移（范剑勇、王立军、沈林洁，2004）。简新华、黄锟等（2008）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农民工产生的原因，尤其是从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的分析，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殊性及其对农民工影响的探讨，更为深刻、更具特色，认为农民工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农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同时，又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战略，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等制度改革的任务短期内难以完成，再加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素质不高、转移困难、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很高、所需资金短期内也难以筹集、城市发展和建设也不足。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农民只能先实现非农化，转变成农民工，形成“民工潮”。

（二）农民工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

农民工处于一种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刘开明（2002）将这种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的农民工称作“边缘人”。农民工在工作性质、居住分布、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心态、继承性以及家庭模式方面都呈现出边缘化的特征（刘传江、徐建玲等，2008）。农民工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Feng Wang和Xuejin Zuo，1999；Dorothy J. Solinger，1999）。简新华、黄锟（2007）根据2007年初的调查，通过与《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之前的农民工生存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了农民工最近的生存状况，发现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

（三）农民工问题的社会经济效应

许多研究者承认农民工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相当复杂的。根据学者Lucas和Stark（1985）的研究，迁移动机的利他性程度决定了迁移收入转移的数量，从而决定迁移者对其家庭收入影响的程度。如果迁移动机是“自利”性的，那么，迁移者迁移后的收入可能仅仅会改善自身的福利状况，而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影响甚微。相反，如果迁移动机是“利他”性的，那么，迁移将会对家庭中其他贫困人口的福利有帮助。农民工回流也会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Murphy（1999）发现农民工回流对促进其家乡经济的多样化做出了贡献。白南生等人（2002）的研究则认为，农民工回乡创业对家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化的推进和农业结构的调整上，对农村工业化的贡献相对较小。农民工对农业生产水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鹰、白南生等（1997）利用农民工（迁移者）外出就业较多的四川和安徽两省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比较，证明农民工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或提高，但农民工的大量外出对家庭畜牧业有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但罗斯高等人（Rozelle等，1999）的研究发现，农民工（迁移者）外出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而且显著。但是这种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迁移者给家中的汇款从而带来的家庭资金的增加所抵消。

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对城市居民的就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