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近年来，围绕户籍制度的本质、户籍制度对城镇化的影响以及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式等问题，经济学界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争鸣。对此，我们通过查阅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围绕相关问题，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详尽的综述。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对我国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总结，进而为更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的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建议。

一 户籍制度的本质

（一）户籍制度的历史渊源

户籍制度本来只是政府对其居民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目的只是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我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始于周代，至秦汉时期初步形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整顿，在隋唐时期日趋完备和周密。近代以来出土的秦汉简牍、三国吴简、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资料都有对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记载（韩英、李晨，2012）。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户籍制度虽然在形式上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人口登记”只能却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Zhu，2003；王太元，2004；Fan，2008）。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对城市和农民居民分别进行了户口登记。在城市，户口管理基本上由公安机关负责，登记户口、发放簿册、“肃反”工作、就业安置、粮食供应计划以及公共治安的维护几乎连为一体；在农村，基层政府组织承担起了部分户口管理工作（陆益龙，2002）。虽然这一时期的户籍制度对公民的迁徙自由没有提出任何限制，但城镇“户警一体”的户籍管理形式和农村户口管理蕴含的政治经济目的表明中国的户籍制度一开始就承载着原本不属于它的政治功能（张昭时，2009）。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发展，户籍管理的目标逐渐从一般的社会管理转变为限制城乡人口自由迁徙。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定在全国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登记的范围、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王美艳、蔡昉，2008）。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户籍制度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方面的职能开始得到更为严格的执行，户口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使得户籍制度在城乡分割上具有了真正的操作依据（赵燕菁，2003）。196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进一步对“农转非”的数量做出限制，城镇人口数量增长得到了严格控制（万川，1999）。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户籍制度建立的宗旨是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的实施。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户籍已经成了居民“身份”的标志，有了某地的户籍，就意味着能够享受本地政府为其提供的一系列福利待遇，而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只能望其项背（王美艳、蔡昉，2008）。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和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有效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蔡昉等，2003）。

（二）户籍制度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演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整个“城乡二元体制”的核心，它的存在使得整个制度的运行明朗化和简单化。但是，仅仅依靠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的是很难有效控制人口流动的。一项制度的有效运行是要靠其他相关制度来配合的，为此，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和政策，作为户籍制度的补充，从而形成了“二元户籍制度体系”。这些制度和政策具体包括：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不同的就业制度、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不同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张昭时，2009）。

1.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迫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工业化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