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外城镇化本质与农村发展关系研究

对于城镇化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领域中应用经济学的课题，其主要代表包括刘易斯、弗里德曼、费景汉、拉尼斯的“以城带乡”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经典模式，即“城乡-工业导向模式”，主要是通过城市现代工业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推动区域的总体发展。弗里德曼认为，集中发展中心城镇，一方面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权力机构和社会资源，降低“非均衡性”；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空间，降低农民生产、生活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中国经济学家费孝通认为，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建设对于打破城乡之间的封闭隔绝状态，实现城乡要素在产业上的协调发展，形成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网络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城镇化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动农村经济繁荣以及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工农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有一种向工业部门流动的趋势。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流动的趋势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的。可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建设新农村的内在要求。而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鼓励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这种转移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府主导、农民自觉、市场自发三方博弈的结果。对于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国外经济学家把城市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而把农村城镇化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例如美国学者帕辛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城市思想、挂念和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扩散的社会变动过程。”法国学者安尔·麦兰认为：“乡村城市化是指乡村空间缓慢的城市化过程，是在乡村居住区周围发生的，乡村城市化区的人口是由城市内迁移而来。”乡村城市的形成绝大多数是在传统的村庄周围建设成别墅式小房子，居住者从事城市型职业，接受城市型生活方式（段爱明，2011）。乔根森的研究则带有较强的新古典特色。他将人口增长和家庭人口供给的决策内生化，并强调工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部门，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与必要条件。上述几种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各有其特点。刘易斯模式肯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从工资水平、剩余劳动力的角度分析了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原因。拉尼斯、费景汉将农业部门本身的进步作为一个发展目标，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是他们同时也忽视了工业部门存在的技术进步。托达罗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就业这个因素，并进一步提出发展农村、农业，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可以说，学者们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在当时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对于乡村城市化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了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日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外围乡村当成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2000）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20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