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层往来促双赢

2012年中国与新加坡继续保持高层互访与接触，对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二）中国访新促合作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于5月28日至29日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与新方在会谈中达成共识，将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政治安全上互信、经贸上互利、社会文化上互鉴的方向发展。

9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傅莹与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书金喜在新加坡共同主持中新第六次外交磋商，双方就中新关系、中国与东盟关系、东亚合作等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从9月11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率团访问新加坡，参加第四次国防政策对话会，讨论区域安全局势和双边国防交流等共同关心的课题。马晓天会见了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部长及内政部部长张志贤，并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会见了新加坡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兼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代部长陈振声。新加坡国防部还发布文告表示，双方就提升军官和军事机构的交流等计划进行了磋商。除了两国国防政策对话，两国防务机构将通过高层互访、军舰互访港口以及互派人员参加军事课程和研讨会，进行定期交流。新加坡国防部常任秘书郑子富和马晓天将军共同见证了新中两国五年专业课程交流协定的签署。

二 外交往来在沟通

（一）热点问题妥应对

1.公车司机罢工问题

11月26日，171名受雇于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SMRT Trains Limited）的中国籍司机因不满薪金和待遇问题，以集体请病假、集会等方式进行罢工。新加坡人力部和交通部11月27日将此次事件定性为“非法罢工”，认为对公众秩序构成威胁，严重破坏新加坡的工业关系。新加坡警方随即以涉嫌非法罢工拘捕起诉了5名参与罢工的中国籍司机。29日，中国驻新加坡使馆派员旁听了此案第一次法庭审理，同日，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表示对此次劳资纠纷十分关注，希望各方对中国司机同工同酬、平等对待等合理诉求予以积极回应并妥善处理，维护中国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30日，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新加坡使馆要求新方慎重妥善处理此案，并切实维护被捕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至2013年初，该事件中参加罢工的29名司机被新加坡警方遣返回国，1名司机因认罪被新加坡法院以非法罢工罪判处6周监禁，还有4名司机在审理中。

此次罢工被新加坡媒体称为“新加坡26年来的首次罢工”。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加坡罢工相对比较普遍。因为新加坡在独立前，曾经历社会动荡、工潮学潮不断、种族关系紧张的阶段。1968年，新加坡执政党的人民行动党主席李光耀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援引英国码头罢工潮导致英镑贬值事件，将罢工视为“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自1968年后，政府以这个年轻国家的经济生存为由，驯服了工会和工人。为防止一些重要领域因罢工而瘫痪，以致造成社会停摆，一方面，新加坡国会修改和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为罢工制定了严苛规定：公共交通、民防、火警、港口码头等“必要服务”行业的从业者需要提前14天向雇主申请，获得同意后才能合法罢工。水、气、电等行业从业者则完全无权罢工，违反上述法规者会被处以最高一年监禁和2000新币罚款。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积极介入劳资纠纷，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雇主和代表劳工的工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劳资政三角关系”。这些使得罢工事件大为减少。

按照新加坡法律，罢工要遵循非常严格的程序，而像公车这样的基本服务业，罢工必须提前14天通知雇主，否则就是非法罢工。这也是新加坡政府把此次罢工定性为非法罢工的根据。但是参与该事件的中国籍公车司机在向公司及政府相关部门投诉方面没有得到良好沟通，又由于不了解新加坡的相关法律及触犯其法律的严重性，而最终选择了“中国式维权”，以为把事闹大了就能得到媒体关注、社会舆论同情及政府出面息事宁人。

此外，在新加坡，仅有12.5%的外籍员工加入工会，而在SMRT的中国司机中这个比例只有10%，这些参与罢工的司机中没有工会成员。显然，促成和谐劳资关系的劳资政铁三角并没能把他们囊括在内，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要采取何种方式维护权益。这是新加坡政府对待此类外籍劳工的一大疏漏。此外，如果公司沟通渠道通畅并且适时沟通，相信也不会有人走上非法罢工这样一条极端的维权之路。

2.新加坡主张美国介入南海问题

文莱、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