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时，中国政府做出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5%左右。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节能减排的承诺不仅仅是内部经济转型的需要，也受到来自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能因此而放缓，并且能源消耗总量还会继续上升。在煤炭消耗总量还没有达到峰顶，可再生能源还在论证技术政策问题时，水电开发成为转变能源结构的“灵丹妙药”，一下被推到“十二五”能源规划的舞台上扮演主角。在福岛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国家核电计划减缓，加速开发水电的呼声更加高涨，甚至有人提出水能资源的开发上限应该从60%增加到85%，甚至95%。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天平的一边是能源生产、节能减排和快速遏制空气污染——这一紧迫的阶段性任务，天平的另一边则是恢复和治理中国水资源危机，维护健康的江河生态系统——这一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长远目标。水电开发与河川生态保护的公共政策应该说清楚：两者之间应该怎么辨析其利害关系？大坝修建的密度和速度，是否会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带来预想不到的、不可逆转的、无法承担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后果？

从澜沧江开发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价开始，到怒江一库十三级梯级开发的利与弊之争，再到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梯级开发的博弈，直到见证小南海水电站反复突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生态红线的“无底线”开发实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一个电站一个电站地争取参与的机会，关注、介入中国河流的生态保护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多次指出现有水电开发审批制度的缺陷、水电站巨大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以及在西南活跃地震带上筑坝的风险。现在，这些过往的经验教训还没有完全体现在决策改进中，水电建设又打着“节能减排主力军”的旗号加速进发，使中国的江河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中国的江河已不能等待。没有水坝的流域与江段正在锐减，而且，西南江河中游、上游地区正在被新的城市扩张和新的工业园区污染和截流，导致部分河段季节性断流的危机挥之不去。如果满足电力生产和节能减排的短期需求大大超乎健康江河的多重生态价值——这一无可替代的国家战略利益，子孙后代的生存基础还有什么可指望呢？

本报告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针对江河水电开发问题，对2013年初（规划实施第三年）才出台的国家“十二五”能源规划的一次集中回应。我们希望国家能源计划制定应该充分考虑到建设生态文明、保护河流多重价值的必要性；希望以此报告的内容为开端，恳请国家的能源、水利和环保等相关部门在“十二五”剩余时间和“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关注和回应我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切实保证开发与保护并举，做出符合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原则的决策。

一 护江河之惠

涓涓不壅，终为江河。大江大河是古老复杂的生态系统，所蕴含的是比发电效益大得多的资源和多重价值：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哺育伟大古老的文化，并且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保护河流和利用河流的分歧根本在于对河流价值的不同认识。让河流服务于发电效益最大化的开发与管理目标，已经是早期流域综合规划的过时思路。大坝建设和水电生产对河流的负面影响已是国际普遍认可的事实。我们不能再遵循陈旧的价值观，酿成更大的水危机！

二 疗江河之伤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采取过许多直接行动，并指出了过往水电开发中的许多经验教训。在上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各界对水电无序开发的诸多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总的来说，上一届政府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一直在认真权衡和研究水电和生态的复杂关系。上一届政府总理曾经两次对怒江水利开发做出批示，对金沙江中游龙头电站的开发矛盾也有所指示。但是，与此同时，水电开发依然存在众多消极影响和教训。

首先是电站的决策和审批缺乏制度保障，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审批过程中本末倒置。江河流域综合规划的出台，以及流域综合规划的环评过程一直滞后于单体电站上马的速度，始终没有对过热的电站开发项目发挥及时的指导和管理作用。审批决策中多采用老规划，而即使其他的规划制度如《国家生态功能区划》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