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成为北京市发展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流动就业人口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1]，流动人口中的老年群体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解决好老年流动人口^[2]的医疗、养老、社会融合、心理健康等问题，是北京市社会管理建设的重要方面。

一 流动老年人口现状

（一）人口结构

根据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共7044533人，其中老年人口238704人，占常住外来人口总数的3.4%，老年抚养比为2.0%。从年龄组看，以60～64岁的老人居多，占到了全部老年流动人口的47%；从性别比例看，两性人数基本持平，男性122197人，女性116507人，两性人数均随着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性别比的具体情况如下：60～64岁为108.4，65～69岁为101.6，70～74岁为107.7，75～79岁为105.7，80岁以上为81.3，可见，80岁以下的男性老人多于女性老年人数量，但高龄老人中女性比例较高；从婚姻状况看，约83%的老人有配偶，约15%丧偶，未婚和离婚的各占约1%（见表1）。

表1 老年常住外来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从地区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朝阳区、海淀区和昌平区，分别占全市老年流动人口的20.6%、17.1和13.5%（见表2）。

表2 老年常住外来人口的地区分布

老年流动人口大多是非就业人口，北京市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只有2954人。值得说明的是，上文数据是以60岁作为老年人口划分年龄的起点^[3]所做的统计，而北京市非就业老年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例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女性退休年龄在50周岁或55周岁（按工作性质不同而不同），有许多女性在退休后就加入到了流动的行列。^[4]数据显示，常住外来人口中，50～54岁的206381人，男性120561人，女性85820人，而就业的男性8547人，女性3769人；55～59岁的189106人，男性101571人，女性87535人，就业的男性5590人，女性1806人。50～59岁的男性就业率只有6%，女性只有3%。

（二）流动原因及生活现状

1.流动原因

关于老年人迁移的主导理论是Litwak和Longino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这个理论将老年人的迁移分为三个阶段：向好的自然环境迁移；向成年子女或其他亲属迁移，即家庭指向型迁移；进入养老机构。^[5]

以往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的老年人流动主要是家庭团聚型流动，其中又以来北京帮助子女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为大部分，其他流动的原因还包括需要子女照顾，享受天伦之乐、务工经商、退休返籍等，但所占比重均较小。老年人流动的特殊性在于其首要动因并非出于职业发展和改善生活环境的追求，而更多的是一种家庭决策，一半以上的老人是出于子女的生活需要被邀请而来，承担的是照顾者的角色，这其中有着强烈的市场因素，因为北京雇用保姆的成本很高，加上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邀请父母来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成为一种理性而经济的选择，并且父母照料子女的同时也得以通过家庭团聚实现情感满足。北京流动老人的子女大多经济状况较好、在北京有稳定工作；进城务工者较少选择带老人一起迁移。

2.居住格局与家庭新秩序

老年流动人口对原来城市核心家庭的介入必然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新的家庭格局引起家庭秩序和家庭伦理的调整和重组。通过对朝阳区某以年轻人为主要居住群体的社区的访谈调查，笔者发现北京老年人口的流入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住房空间紧张，居住格局影响生活质量。

北京房价的昂贵使得年轻人难以负担户型较大的房子，居住面积大多在100平方米左右，其中又以100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为主，且购房普遍存在啃老现象。孩子出生后，不少夫妇将父母接来照顾孩子，一般而言双方父母轮流来京，也有少部分是双方父母同时来京或女方与男方的母亲同时来京。家庭人口的增加使得居住空间受到限制，不少老人需要在客厅或狭小的次卧居住，而共同居住无论对年轻夫妇还是老人而言，私密空间均遭到破坏。加上北京的社区基本是高楼大厦，邻里关系比较淡漠，不少老人表示在北京的生活有被“关着”的感觉，居住环境的相对封闭，加重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孤独感。

第二，家庭关系复杂化，家庭结构重组。

强调家庭内部感情和亲密的城市核心家庭，阻止了扩大亲属，包括老年父母的参与。因为下一代的出生，双方父母成为家庭新成员，诸如男女方父母的摩擦，代际差异引发的生活方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