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西低消费、高投资增长模式剖析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核心，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驾马车，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作用。然而，我国却一直面临投资率不断攀升、消费率趋于下降，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高经济增长率”与“低消费率”并存的困境。2012年我国消费率仅为49.5%，不仅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我国30年前的“六五期间”。相反，2011年，我国的投资率却高达47.8%，比世界平均水平22%高出近26个百分点。

山西省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省份，在经济发展中，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问题更为突出。虽然自1952年以来，山西省各项消费指标持续上升，如2012年山西省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1952年的133.88倍^[1]。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终消费额的增长倍数一直低于GDP的增长倍数，进入21世纪，增长倍数差距拉大。2011年山西省最终消费率由1952年的66.88%下降到1952年以来的最低值43.3%，2012年虽然略有上升，达到45.5%，但低于全国水平的49.5%，居全国第21位；最终消费支出55.106亿元，居全国第21位。在中部六省中，山西省最终消费率仅略高于湖北与河南，最终消费支出、人均消费支出均居末位。与此同时，山西省投资率却从1952年的18.13%上升至2012年的67.9%，居全国第13位，中部六省第2位，经济发展呈现典型的低消费、高投资增长模式（见表1）。

表1 山西省1952～2012年投资率与消费率

在短期内，高投资能够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投资消费的失衡发展，一方面抑制了消费对经济的撬动作用；另一方面也造成生产与消费脱节，产品同质，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投资低效，进而对经济产生外向依存度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货膨胀压力，促使银行不良资产不断累积，造成过度能耗和资源破坏。可见，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不可持续，更有悖于经济发展最终要旨，即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基于此，由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向消费、投资协调发展转变，是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的方向，而消费的提振，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是基于如上原因，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山西“十二五”规划中强调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持续扩大消费。

二 山西省居民消费需求特征分析

山西省消费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异质化与服务化三大消费需求特征。

（一）消费需求的二元化特征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化经济，山西省亦不例外。受市场化和经济开放等经济转型因素及政府干预影响，城乡消费差距持续扩大。

首先，由于收入与消费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57年，山西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仅为85.3元，而2012年则扩大到6646元（见表2）。其次，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率具有明显不同的变动趋势。从1978年到2012年的35年间，城镇居民的消费率呈现出典型的上升趋势，而农村居民消费占人均GDP的比例持续下降，消费明显滞后于城市。最后，山西省城乡消费结构呈现明显差异。以八大消费项目为例，2012年，除食品外，占据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首位的是交通和通信消费，而占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首位的则是居住消费。诸如此类的差异颇多，不可一概而论，可见，山西省居民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结构。

表2 山西省1957～2012年部分年份城乡消费差异

（二）消费需求的异质化特征

在短缺经济中，囿于收入与供给双重约束，消费主体可抽象为同质的“消费代表”，同类的消费客体并无本质差异。囿于供给的刚性制约，生产厂商以规模为胜出秘籍，同一种产品在生产工艺、档次、质量、价格方面并无实质区别，消费客体具有明显的同质化特征；从需求的角度看，收入的低水平压抑了消费主体的消费个性，收入的平均化决定了消费的高度同质化。但是随着短缺经济告终和伴随居民收入瓶颈减小，消费主体的差异化个性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