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型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国有企业改革30多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依然存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失范行为甚至违法违纪现象，这些不良行为不仅阻碍了国有企业健康发展，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浪费和流失，而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不良现象固然与个人的思想、道德和作风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相关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本报告主要侧重于联系当前山西省资源经济转型的省情，从强化对国企高管人员的监督机制这个角度出发，探索深化国企改革的思路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 理论分析

根据《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有关条款，“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法定代表人”^[1]。本报告主要沿用《规定》中对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定义。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一般泛指企业的主要经营领导人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传统公有制企业中的厂长，他们是由政府任命、受政府委托管理企业的行政首长，实质上是与政府公务员类似的官员。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还没有彻底完成，因此，在现阶段将传统公有制企业中的厂长归入研究对象的范畴。第二类是现代公司制企业中的经理，他们是公司董事会代表股东聘任的经营管理专门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2]。第三类是企业中的董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3]。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监督与激励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监督是被动的约束，只能使国企领导和高管人员遵纪守法，并不能使之努力工作；而激励则是一种积极的约束，能激发国有企业领导和高管人员的内在驱动力，从而减少失范行为的发生。监督不仅是要减少失范行为和违法违纪行为，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利于企业领导锐意创新、科学作为、严谨行事的良好氛围，激励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高管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有所作为，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顺利进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报告所指的监督既包括约束也包括激励。

（一）“监督”的定位与作用——事后惩治与事前预防

对于国有企业领导和高管人员的失范行为总体来说有两种治理方式：一种是事后惩治，另一种是事前预防^[4]。事后惩治的重点在于调查和惩处已经发生的失范行为和行为主体，通过严惩违法违纪行为捍卫法律法规、组织纪律的尊严，警示他人。而事前预防则重在防患于未然，通过严谨的制度设计、强化监督、严格执法等途径，降低违法违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从工作对象来看，事后惩治主要是“对人”，即主要查处违法违纪的行为主体；事前预防主要是“对事”，即通过有效识别和消除违法违纪行为所需要的各种内外部条件，从而遏制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事后惩治是在行为产生之后，具有滞后性，也无法做到全面和彻底，缺乏源头治理和过程监控，必然导致效果有限。因此，要将治理思路由事后惩治为主向事前预防与事后惩治双管齐下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因此本报告认为，事前预防与事后惩治相辅相成，在保持查处惩治的高压态势的同时，要加大源头治理力度，构建完善的预防监督体系，做到标本兼治。以下将侧重于从事前预防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领导和高管人员失范行为发生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动机，研究当前对国有企业领导和高管人员的监督体系的不足与局限，以提出提升监督效率与效果的思路和方法。

（二）国企主要负责人和高管人员失范行为成因分析

国企失范行为主体具有一定的多元性，但掌握企业管理和生产经营大权的厂长、经理及部门主要负责人员，即所谓的“一把手”（下文称之为“国企主要负责人”）的失范行为占相当大的比重，许多轰动全国的国企腐败大案，几乎毫无例外地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策划和实施。正因为如此，本报告将加强对国企领导和高管人员的监督作为研究的重点。以下将对国有企业领导所处的经营管理环境、其失范行为发生的内在动